沈曾植一生简介(沈曾植代表作)

除罗振玉之外，在学术上对王国维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沈曾植了。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别字乙庵，号寐叟，浙江嘉兴人。
入民国后，他隐居于上海的海日楼中，平素只和一些遗老遗少们来往。
他几乎或很少下楼，疲倦的时候，会从自己的窗口向外面望一望，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与他基本无关。
远处的高楼大厦，在他眼中无异于峰峦，宽阔的马路无异于河流，而林立的烟囱，则是佛塔了。
这座孤楼，成为旧上海独立于世的文化建筑和晚清遗老的象征。
王国维作于1918年的《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诗中，一开篇就是：“海日高楼俯晴空，苕华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纷玲珑。
”在晚清遗民的心目中，沈曾植与海日楼的存在，就是传统学术与价值观的存在。
沈曾植（1850年—1922年）沈曾植藏《宋拓十三行》跋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沈曾植是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
他生前的学问极大，名气极大，但在他的身后，却声名落寞，几乎只为极少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熟知。
因此，当人们阅读王国维《沈乙庵七十寿序》时，禁不住会怀疑王国维为什么要将几乎所有的赞誉之词都毫不吝惜地写给了沈曾植：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
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究其原委似国初诸老。
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
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若夫缅想往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
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
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
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文章虽短，但王国维开阔的学术视野，准确地把握住了沈曾植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读到此序的沈曾植，显然也极为欣赏，回信中这样表示：“大篇度不敢当，然名理雅意，固所忻迓。
” 将《沈曾植年谱长编》和《王国维年谱长编》以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对比读，会发现沈、王二人交往之勤，以及他们之间所涉及到的话题之广，无疑是研究晚清、民国初年的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绝好材料。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第（一）札沈曾植与王国维相见，是在1915年。
但此前一年，1914年7月，沈曾植致信罗振玉，从中可见他虽然没有见过王国维，然而他对王国维的研究范围还是相当了解：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以前，出之乃远在欧士以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以兹弃置，不乐重观。
若使天假之缘，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囊底之智固尚冀金铅刀之割。
大宙寥寥，静庵固尚有意乎？若郅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尔后王之世系，若月氏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不经发挥之挂义可以贡诸世界。
……吾国人今日罪恶，殆与希腊、罗马、印度亡年无异，其崇拜欧风、谈说欧学者，亦与希腊、罗马、印度之崇拜神话无异。
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此程度之暴涨，乃与今日寒暑表无异。
识病而后能医病，虽有旧学，固无能识，安自得医？此团体之变态心理，益演进而为无数个人之变态心理，疫虫毒菌，生化日滋，公能与静庵以哲学、心理、宗教、教育发挥，鄙人固亦尚（有）一知半解，愿贡诸两公之前也。
从沈曾植的信中可以得知，沈曾植一方面认为他的史地之学亟需与西方学者交流，另一方面，王国维所从事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甚至可以起到医治世道人心之罪恶卑劣的作用。
沈曾植甚至表示，自己也愿意加入这一行列中来。
大约是在1914年的冬天，沈曾植看到王国维为罗振玉作《殷虚书契考释后序》后，更是认定王国维是一个可以一起讨论、交流学术的人——需要注意的是，沈曾植说的是可以与国维“言古音韵之学也”。
也许令王国维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此时的他对音韵之学并没有多少心得。
而沈曾植对此篇序言的欣赏，当在于王国维准确地勾画出了清朝三百年小学古文、诂训、《说文》、古韵研究的发展轨迹。
1915年3月22日，罗振玉写给沈曾植，其中提到：“月内王君静安送眷回国，届时晋谒左右。
渠久仰名德，深以得接謦欬为幸，想长者必愿与纵谈也。
”王国维携家眷从日本返回中国，回海宁老家扫墓后，王国维自己到上海兴冲冲地前去拜访久已仰慕的沈曾植。
此时，沈曾植已经66岁了——至此，王国维将沈曾植尊为学界的长辈，而沈曾植也将王国维引为忘年之交。
4月中旬，罗振玉也返回中国。
4月13日，罗振玉到上海麦根路十一号与沈曾植相见。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记载了他们的这次相见：“予与王静安征君国维交亦十有八年，君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
前返里过沪，初与方伯相见。
方伯为予言，君与静安海外共朝夕赏析之乐，可忘浊乱。
指案上静安所撰《简牍检署考》，曰：‘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
老辈虚衷乐善，至可钦也！”在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中，音韵学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而王国维音韵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沈曾植的启发与鼓舞而成的。
在见到沈曾植之前，王国维曾经怀疑那些研究古音韵的人为什么详于“叠韵”而忽略了“双声”？学人们常用的三十六字母因为是唐宋间传下来的，因而只能说明唐宋间的音韵，自然不能衡量更早的古韵。
清代以来，研究古音韵的人很多，但能够指明古字母究竟如何的，除了钱大昕指出远古没有轻唇、舌上二音，陈澧考定广韵四十字母之外，就没有什么新奇的见解了。
于是，王国维决定先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下手，在此基础上，上溯徐邈、李轨、吕忱、孙炎等人的著作以确定魏晋间的字母，然后再将汉人经注中出现的“读为”“读若”这样的字和经典中所出现的相应文字确定下来，就可以把握汉代的字母。
如果再能由此向上一步，将出现在经、传之中的转注、假借与篆书古文中的形声字加在一起，就极有可能求得上古三代间的字母，即使不能，也会接近于三代——在王国维的计划中，做完这样的工作之后，即将同声、同义的古字辑为一书，古音韵之学就会比较完备了。
王国维楷书自作诗赠沈曾植（下图） 私人收藏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