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代表作品(台静农简介)

台静农，二十世纪的文化名人。
他的一生44年的时间生活在大陆，44年的时间生活在台湾地区，正好等分。
现在大陆非文史研究的学者，基本不知曾经有这样一个小说家、文史学家和书画家。
如果计算台静农“出道”的时间，到今年恰好百年。
设想一下，在北京沙滩有这样一群身着学生装的青年，穿梭于红楼和银闸（北大的宿舍）是怎样的场景？那个时代渐行渐远，加上档案资料的不完整，限制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一台静农（1902-1990），复姓澹台，本名传岩，后改姓名台静农，安徽霍邱叶集人，世居叶集镇。
安徽是桐城文化的发祥地，清中晚期天下文章由钱塘转向桐城，安徽人由耕读商贾转身科举仕途形成风气。
台静农求学的年代正是新旧交替之际，新思想给他的生活带来改变，文学便成为他的第一志向。
1918年台静农就读湖北省立汉口中学，1922年毕业后北上取得北京大学国学门旁听生资格，一年后成为正式研究生（半工半读）。
没有读大学本科而直接跳上一级，可想他的国文功底有多好。
1922年的北京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台静农进入北大时，虽然是旁听生但不影响他结识新文化的领路人，在他的听课表上有陈垣、鲁迅、沈兼士、刘半农、胡适等闪光的名字。
台静农成为新文化运动直接受益者与参与者，他可以直接面对这些大师们，每天奔波于教室、礼堂、图书馆、宿舍之间，忙于各种文化学习。
在白话文运动的熏陶下，台静农的志向是当代中国文学，1923年写作的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发表在1924年上海《东方杂志》，1924年第一篇论文《宋初词人》后刊载于1927年《小说月报》。
1925年4月27日，台静农首次拜谒鲁迅（阜成门内西三条）。
同年8月参加鲁迅发起的“未名社”，成员有韦素园兄弟、李霁野（以上三人均来自叶集，与台小同乡）和曹靖华，未名社成为新文学的一面旗帜，《莽原》、《未名》、《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相继出版。
台静农进入鲁迅文学研究与创作的核心圈子，在后来的十一年中，过从甚密，亦师亦友。
台静农一直在鲁迅关注的视线范围内，据统计《鲁迅日记》“台静农”三个字出现143条，二人晤面记录达45次。
鲁迅致台静农最后一通信的时间是1936年10月15日，这是鲁迅生前倒数第三通信，后两通是致曹靖华（17日，信中还提及台静农在山东大学不顺利）和日本挚友内山完造（18日），10月19日鲁迅死于气胸，与世长辞。
鲁迅去世后台静农一直奔波于鲁迅的遗著整理，止于1946年去台湾前。
台静农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酷爱文学，创作不断，同时也投身革命实践。
1928年4月7日未名社因出版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译本，台静农、李霁野同时被捕入狱，后经过叶恭绰营救，关押50天。
身陷囹圄的台静农写有《狱中见落花》诗：我悄悄地将花瓣拾起，虔诚地向天空抛去。
于是我叮咛地祈求，请飞到伊的窗前，报道有人幽寂。
花瓣悽然落地，好像不愿重行飞去。
于是我又低声痴问，是否从伊处飞来，伊孤独地在窗前啜泣。
这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诗，此时台静农只有26岁，文学使他燃起生活的激情，当生活遇到残酷打击、身处铁窗之下，文学还是不够坚强，能够给他最大支持的力量是可以寄托的感情。
他在狱中反复吟诵，期盼有一个早上阳光从窗户洒进牢房的一刻，花瓣带来向往的回声。
1929年7月陈垣聘台静农为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并在辅仁附中兼课），1931年7月升副教授兼代理校长沈兼士的秘书。
有辅仁这样的平台，而且还能在陈垣、沈兼士身边亲炙，学术遂成为台静农的新追求，他珍惜这样的机会。
1932年台静农流年不利，12月12日受到同乡好友李霁野、王冶秋的牵连遭捕，“案情”甄别后很快释放，出狱后被迫辞去辅仁教职。
因范文澜的关系，辞去辅仁后他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1934年7月26日台静农因共产党嫌疑第三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范文澜、李霁野等人。
后范台二人解送至南京司令部关押，经蔡元培、陈垣等人营救于1935年1月出狱。
台静农出狱后回到北平首先拜见陈垣，希望能重回辅仁，在陈垣身边工作并跟随做学问，吸取教训，远离政治。
陈垣没有立刻答应，发聘书要等到秋季开学。
1922年台静农进入北大后，来往密切的先生第一个是陈垣。
1923年陈垣应沈兼士（当时任北大国学门主任、导师）之邀任北大国学门导师，并在北大和燕京大学两校同时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台静农正是第一批听课的学生（至今仍保存部分听课笔记）。
这是目录学入门课程，在浩瀚无垠的古籍中，要集中读哪些书才可以掌握史学的基本功？“史学名著评论”就是要解决这一难题。
这是陈垣先生所开的学术风气，使每一个用功的学生都可以熟练掌握此门绝技。
在陈垣的指导下，台静农尝以艺文志为研究方向，开始在文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切换角色。
1929年柴德赓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由于学习成绩突出，颇引陈垣的关注。
当时柴德赓和家庭断绝关系而没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