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都|《这就是中国》第3集：如果你不懂这个，恐怕连中国都读不懂

了解中国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太大了。我总是说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如果考虑人口规模，一个欧洲国家的平均人口约为1400万，而中国则接近14亿。总的来说，中国就是一百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加上规模加在一起。

因此，了解中国时常面临“盲人摸象”的问题。每个人都触摸大象的一部分。我摸了摸它的耳朵，我说它像个大扇子。当你触摸大象的躯干时，你说它就像一个圆柱体。

如何真正了解中国，首先要面对一个人均问题。例如，天气预报说新加坡今天的平均气温是 35 度。大家都明白这个国家太小了，大概是北京的23度，上海的1/9，所以这个35度一定很准确。.

但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平均气温是35度，谁也感受不到，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东北冰天雪地之际，海南依旧酷热难耐。

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总量很高，人均GDP还比较低。这种解释方法实际上面临一些挑战。

一个挑战是我们的社交指标总体上实际上相当不错。比如，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发达部门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数已经超过美国，老百姓的家庭财富比较丰富。

到2013年，美国中产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是美元，当然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更低，7.2万美元，也就是50万到8元4、85万元这样的水平, 它包括房地产。我想大家根据自己的常识，大致可以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水平。

其实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我们很多学者都不敢用。他们无法相信中国人怎么会比美国人更富有。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你就会知道这是常识判断，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比美国人好。

此外，在人均预期寿命、社会保障、人民对国家的满意度等方面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根据官方汇率统计，中国的人均GDP不是很高，但在国际比较中，我们的社会指标和人民满意度普遍较高。

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解释，一个是它只是证明了我们系统的优越性。还有一种解释，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我们GDP的计算方法有一些问题，至少和美国人用的方法不完全一样。

例如，我们农村有很多经济活动。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农民兄弟的房子从土房变成了砖房、瓦房、楼房。如果你去一些地方，我们的一些农民兄弟还在“种楼”，我们希望以后拆迁、征地的资金都交了，等等。很多这些活动实际上都不算数。

城里有很多街头小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可能有城管要管，但我们不计入统计范围。但这在国外都是算的，比如意大利，就连贩毒卖淫等非正规经济都算在内。所以我认为总的来说中国门都，也许我们的统计方法，由于各种原因，低估了我们自己的GDP，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有时会想一个更大的问题：如何从西方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许多指标是西方社会实践或西方自己的理论产生的。事实上，当它们在中国使用时，往往会导致各种误解。

例如，西方国家经常使用出境人数。我们现在官方统计，2017年中国出境游人次1.3亿，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因为我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而欧洲是一个小国。从北京到上海，飞行一小时四、50 分钟。这个距离至少要经过欧洲十个国家，对吧？所以，在中国，严格来说，就经济能力而言，只要能坐飞机、坐高铁，就可以出境。尤其是欧洲标准。

另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个概念，我自己从来没有用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3 个国家或经济体在某一年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看这些是哪些国家，发现有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

我想，这很麻烦。因为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在十年前就超过了北京和上海，达到了2万美元。但是因为我在非洲国家旅行过很多次，至少15年前在赤道几内亚，那里一半的城市居民甚至没有自来水。因为石油的发现，一些外国公司投资，人均GDP一下子上升了。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和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关系？

毛里求斯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县。经济旅游可以增加其GDP。但在危机中，GDP下降。

所以，我觉得跨界比较一定要有规模的概念，否则，我可能连了解中国的大门都进不去。把这些小国和中国比起来，有点像拿大象和跳蚤比，然后得出一些结论，很难让人相信。

小国各有优劣。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新加坡人。他说，我们的人均GDP很高，但我们如履薄冰。像“9•11”这样的事件，新加坡结束了。就是这样。它不像中国，有能力抵御各种灾难。汶川大地震，国民经济一动不动。

所以这是不同大小的特征。我总结为大国的中国的特点，作为大国有自己的优势，有特别大的回旋余地。

把大象和跳蚤放在一起比较不是一个正确的结论，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现实的方法。我自己做政治学。事实上，在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仍然无法了解中国。

以政治学为例。政治学家对中国的预测几乎总是错误的。西方主流学者不仅没有准确预测中国，甚至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也没有预测到特朗普的崛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没有预测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各种所谓的社会科学都想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各种数学模型，但现在似乎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所以我总是说，中国学者或者我们整个学术界应该结束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应该先用所谓的“破”字，“立”在其中，解构西方话语，构建汉语话语。

了解中国，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需要提前研究一些问题。中国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我们的指标体系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现在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下如此大规模地走出去。了解发展中国家，了解非洲，了解拉丁美洲，了解西方，准确把握，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中。我认为这种专注是最重要的。

提问时间

观众提问：张老师您好。我以前看过你和亨廷顿的学生福山之间的辩论。我认为亨廷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治秩序的能力。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我们稳定的政治秩序。但在此期间，也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请问，中国模式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新兴利益集团吸收到现有的政治体系中，使其利益诉求得到合理表达？谢谢。

张薇薇：很好，问题很有层次。我想是这样的：仔细看，其实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中一位代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对新的社会阶层持开放态度。我不知道马云什么时候入党的，反正马云也是共产党员。

叶庆林：政协内部有一个部门，就是新社会阶层。

张维维：是的，其实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中国如何将它们纳入政治体系，或者我们所说的协商民主？

首先是（使它们）成为我们协商民主的一部分，其最典型的标志当然是政协本身，包括人民代表大会。

另外，我认为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是“从群众到群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滴滴出租车现在在中国是合法的，但在德国不合法。因为优步来到德国后，与现有的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冲突。那么西方的典型做法就是上法庭。西方是一个法制社会，只要你住过，你就会知道它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所以一般来说，这场官司更有可能是出租车司机胜诉，优步败诉，所以被取缔。在德国和法国，我知道现在是这样，没有人反对。

但中国已将优步合法化。虽然您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正在开发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这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滴滴在政协、人大、中共中央可能没有代表，没关系，但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需求或新的兴趣。这是共产党必须考虑的问题。

舆论来了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方式。可能是政协的提案，可能是网上一篇文章的研究，也可能是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那你可以“邀请”滴滴，请到市政府讨论，包括一些呼吁，然后我们再谈。研究一次。就这样来来回回，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传统的出租车行业能接受，滴滴也能接受，大众也能接受。这是协商民主的成功案例。

以后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很多人会抱怨。但这些问题将在未来得到解决。我将举例说明系统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听众提问：我想问一下，你研究过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现行的制度，能否避免因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动荡，从而避免重蹈兴衰的历史规律强大的力量，谢谢。

张维维：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需要关注贫富差距问题。但同时我也觉得中国已经基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个解决办法还是可以改进的。

我总是说，首先，我们的指标体系要创新，不能完全使用基尼系数。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指标体系。如果换个角度看，你会发现中国大致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到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是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其他地区先富起来；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大家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他完整的阐述。

如果现在回头看第一部分，“有的地区先富，有的地区先富”。我们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近 20 年来，整个中西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沿海地区，你可以感受到。事实上，这也带动了当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我们现在到了 2020 年，要按照现行标准解决所有贫困问题，这非常了不起，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现已使7.4亿人摆脱贫困。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展。

但在“谁先富，大家一起富”这方面，我们还在探索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虽然有过不同的探索，但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好在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说到贫富差距，很多人会立马激动起来，但一定要宏观地看待，防止这种非常简单激进的思潮。总体而言，中国正朝着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许多人的命运已经改变。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能看到这种变化，前景依然乐观。所以我觉得可以跳出来，如果说是一种循环，是可以解决的。

主持人：包括国家还在大力开展精准扶贫，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殊做法。你跑了那么多国家，有没有地方是这样扶贫的？

张维维：精准扶贫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首先，贫困人口的数量应该比较少。如果有7亿人口，就不可能开展精准扶贫。第二，政府的能力比较强，要能管好基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只要你实地考察过，你就会知道，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它的中央政府或许能够管理一个资本；但是到了贵州最贫困的地方，贫困的农民和贫困户都有银行卡，政府可以给他们寄钱。卡片。这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数字化管理。

所以，能够提出精准扶贫，然后去做这项工作，其实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达到相当的水平才能做到。

马泽臣：请问张总，是不是所有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使得上层的人快速获得财富，而忽略后面更多人的收入速度？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吗？

张维维：老实说，如果算一个总账，中国过去4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5%。以这样的增长速度，必然意味着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富人和企业家。

听众提问：中国的GDP正在快速发展，很多外国人认为，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早就应该陷入困境。但现实是，我们不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也被许多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经济之谜。我想问张教授，中国在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是如何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的？

张维维：首先是因为西方无法理解中国。按照西方的逻辑，中国会崩溃……（思考）我估计基本上每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大舆论说中国即将崩溃。

最著名的是张家盾，他现在也很狼狈，一出来就笑了。他对中国崩溃的预测准确到年月。所以每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2001年，他说中国会在五年内崩溃，到了五年，他又说再过一年。现在这是一个笑话。

这背后，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我称之为中国模式，非常强大。这种模式并不完美，但在这个水平上它已经可以与西方模式竞争。例如，我们的经济是混合经济，既包括中央政府的战略规划，也包括竞争激烈的地方政府中国门都，再加上企业。所以一般经济只有两个引擎，而中国经济却有三个引擎。

观众提问：说到贫富差距，我想现在有人不问收入，会问你住在哪里。我以前住在黄浦，现在住在航头。如果你说你住在南汇和航头的郊区，人们会判断你是一个中低收入群体。

这会反映贫富差距吗？所谓的富人住在一寸土地都昂贵的市中心，没有钱的人只能住在偏远的城市和郊区。

张维维：你的问题其实涉及文化层面。改革开放30年、40年的变化，尤其是住房条件的变化，其实，也许将来回首过去，你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你是上海人，所以你有很强的（位置）观念，一百年前的历史就是这样。上海被称为上角和下角，是好地段，也是地段差。这种现象，用英语叫，非常势利，这是大城市的错。

事实上，这是完全可以挽救的。你看，新上海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我现在住在浦东，40年前，谁愿意从上海住在浦东，现在浦东有多时尚？我去过杭头，这里有很好的前景和古镇。发现文化资源后，可能会像今天的周庄。有多少人会羡慕你住在古镇旁边。所以我认为文化的概念真的可以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步一步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