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农民日报2020.6.21(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心得体会)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上）黄河滔滔，气吞八荒，一路浪淘风簸，百转千回，横越大半个中国。
摊开中国地图，用直尺测量，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算起来直线距离不过2000公里左右；但实际上，黄河九曲，长风卷浪，还要浩浩奔流5000多公里才能入海。
所有的转折，都是为了前行，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改心之所向；所有的转折，都会校正方向，纵迂折依旧奔流，不易向海归途。
恰如这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凶险莫测的湍流旋涡中冲出来，从前途未卜的萦回曲折中闯出来，就算有过短暂的偏离航道，也终会回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向着梦想浩荡奔腾。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史上最为雄浑跌宕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命运激流勇进的百年逆袭。
溯源而上，就如同黄河的源头只是一眼碗口大的泉，这宏阔百年的开端，看上去也仿佛平常。
那是1921年7月里的一天。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只有穿过了百年岁月回望才发现，这一天，竟是华夏历史上如此晶光耀目的一个节点。
如同那眼泉，宁静中蕴含了惊天伟力。
一中国命运在生死存亡时刻迎来转折，开天辟地诞生了华夏民族有文明以降，第一个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
这个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了人民”四个字融进血液里这一天，中国人已经求索了太久。
晚清的中国，遭遇的是西方机器时代、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
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五千年文明尊严的垮塌只是短短百年。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最终给予战胜国中国的，只是归还被夺去的天文仪器。
这是何等的讽刺！彼时彼刻，在国家叙事中是蒙羞、是屈辱，而对于千千万万升斗小民来说，是活生生的流离失所、生灵涂炭。
连年的战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让黎庶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走到了历史至暗时刻。
长夜难明赤县天。
在曙光还没有降临的20世纪初，黑夜是那么浓稠而漫长。
更令人无望的是，在此之前，面对一连串的屈辱，中华儿女不是没有奋起过，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设想不是不美好，信仰不是不坚定，却空留下冷却的热血、难酬的壮志、未竟的事业……试错成本如此高昂，却弥足珍贵。
它告诉我们，旧有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但是，这条路到底在何方？最沉的暗夜里，也依然有人不曾放弃寻找星光。
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在狱中遭受酷刑，壮烈牺牲，时年38岁。
他就是写下600多篇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他带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心无旁骛、夜以继日地翻译，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典故。
他就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陈望道。
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风雨如晦的长夜。
多年以后，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后来，在填写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1920年的字样。
就在1920这一年，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等，先后成立了8个早期党组织。
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九万里风鹏正举。
一段风雷激荡、壮阔奔流的大历史即将开启，一场关乎亿万级体量人口命运的大转折即将开始。
“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
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那是党的十九大闭幕刚刚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探寻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的确，站在百年沧桑巨变的今天回望，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做对了什么？而如果放大到更为辽阔的5000年文明史的时间域来打量，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短短百年？只有历史才有选择权和判卷权。
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赋予历史一个从未有如此蓬勃生机的崭新社会形态。
近代史上，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等屡屡碰壁，固然令人扼腕，但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部中华文明史，数不尽的往圣先贤、明君能臣，纵使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世通言，但其立场始终是从“舟”的角度出发去衡量利弊，其本质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王朝兴替如走马灯，不管皇帝姓李、姓赵还是姓爱新觉罗，农民都是最底层的“供养者”。
他们出钱出力、流血流汗地供奉着少数人的荣华富贵。
在厚厚的史册中，农民从未拥有主体尊严，他们只是工具。
这就是千百年来社会运行的真相。
只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和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站在了一起；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不再是没有尊严的工具人，而成为历史的书写者、成为奋斗目标的本身。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毛泽东对于党的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这个党的根本属性，反映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道理。
正是这样的宗旨，才可能会出现革命烈士程昭续这样的人，在敌人用刺刀顶住脖子问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时，斩钉截铁地说：“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共产党万岁！”随后英勇就义；也只有这样一个党，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哪怕是勇冠三军的红军大将黄克功，也会因杀害一名老百姓，被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审枪毙……如果说历史的考卷有答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答案。
只是这答案，考验的并不是智慧，而是立场和决心。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了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当作初心和使命，但是，“依靠农民”，却还要经过重重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洗礼才能最终领悟。
而当这一天到来时，中国革命也将迎来伟大的转折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度还难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还要走上一段曲折的弯路。
他们曾发动过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被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他们曾尝试与国民党“党内合作”，却遭遇蒋介石公开叛变屠杀；他们曾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这一疑问升至顶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
”为错误路线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对正确道路的渴望就有多强烈。
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有其独有的特殊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像欧洲、苏联一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而是要团结更为广大的农民，依靠工农联盟取得胜利。
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是我们党最早关注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他将自己家“鸦飞不过的田产”田契当众烧毁，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也从很早开始领导农民运动。
正是通过农民运动，毛泽东勘破了真理，找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
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这是对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洞察，对中国命运最精准的把握。
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与点化时代的真理力量，两者相遇，就像海浪不停翻涌托举，最终迸出海面，成为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决定性因素。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一个地方，就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讲政策、刷标语。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沿途撒播着革命真理。
1935年9月，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来到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
而此时，长征跋山涉水，到底要走到哪里去，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毛泽东让侦察连长梁兴初去搞点“精神食粮”。
在哈达铺一个小小的乡邮所，梁兴初找到了几张旧报纸。
从一张《大公报》上，毛泽东知道了陕北也有红军的消息，于是，作出了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重大决策：到陕北去，把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
此时的陕北，还有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陕甘边区。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这块根据地很快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
1935年10月，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
“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毛泽东评价说。
紧紧依靠农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拥护。
他们为了保护夜间行军的八路军不被发现，自动打死所有的狗，出现“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他们“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他们500万民工肩挑人背，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至此，中国共产党真正拥有了大地之子一般无穷的力量，中国革命真正迎来了伟大的转折、惊人的一跃。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在1947年与国民党军队殊死作战的时候，即便是延安，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战略性放弃。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问毛泽东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后来把这段故事收录进所著的《毛泽东传》里，并评价说：“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赢得了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赢得了战争。
”红旗漫卷染河山，长缨在手缚苍龙。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结束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的历史，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今天，战火早已平息，鲜花开满四野，穿越时光回到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短短的瞬间蕴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抉择，多少运筹帷幄的胆识，多少逆转乾坤的决断。
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有如神助”，一次次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暗夜里的启明星，指引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那么，紧紧抓住为了农民、依靠农民这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就是前行道路上那支火把，熊熊火光照亮了无数人脚下的路，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无往而不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正是对历史最深情的回望、最透彻的洞鉴。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破除与重构了延续千年的治理体系，历史性地赋权农民。
广大农民开始走向追寻自身主体性的道路，成为时代的主角。
中国农村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转折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当这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来，古老的大地沸腾了。
那个无眠的夜晚，映照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那轮明月，将见证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形态的萌生、发展。
在这个全新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这是以往任何“盛世”都不可比拟的。
新中国的天空下，处处迸发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1950年国庆前夕，音乐家王莘路过天安门，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飘扬，小朋友正在准备国庆唱歌，强烈的感动鼓荡在胸中，一首《歌唱祖国》喷薄而出，很快就唱遍城乡大地。
解放了的农民群众唱着新中国的歌，热火朝天地兴修水利。
修好淮河、根治海河、治理黄河，一大批水利工程将千年水患变为今朝水利。
从水患到水利，一字之差，展现了新中国农民移山填海的情怀、力量和智慧。
在自己的村庄里，农民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豆选、圈名、烫香洞、写号码……朴素的智慧里蕴含着“翻身做主人”的澎湃激情。
千百年来被门第阻断、被知识隔绝，被死死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破除迷信、学习科学，开始读书识字、告别文盲。
到1960年，全国有1.5亿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
妇女不再被视为男人的附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
1955年，在一篇表扬实行男女同酬第一村——贵州省息烽县堡子村的文章上，毛泽东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
之后，毛泽东更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名言，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村庄开始有了基本的医疗资源。
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等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
毛泽东在1958年读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组诗。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了农民群众消灭了血吸虫的喜悦心情。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赋权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其开创性意义不亚于回天转日。
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续千年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土崩瓦解。
广大农民主体性的觉醒在国家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倍增、素质的跃升。
30年后，中国出现现象级的“农民工”大潮，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坚实基础。
这当然是后话。
在新中国之初，当家做主的农民群众释放出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让历朝历代挣不脱的“死循环”迎刃而解。
以土地赋税为例，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们即使曾经短暂地获得过土地，很快也会再度失去，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兴，自耕农得到土地，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出现地主豪强阶层，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赋税加重，民不聊生，帝国推倒重来。
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良好的政策安排。
汉代盐铁政策，目的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最主要的精神在于“为民制产”，不让农民过穷；明朝丈田均赋，编制“黄册”“鱼鳞册”，兼有“限民名田”之义……单论设计，堪称苦心孤诣。
但是，在一个农民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制度设计越精巧，维护成本就越高。
没有农民的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连土地户籍的动态统计都跟不上，再好的设计最终也会名存实亡。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
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而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赋予了农民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权利。
农民的智慧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旦获得自主权，他们将创造出最具实用性的制度，他们将自发维护制度。
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只有在新中国的农村，历史的恶性循环才可能彻底终结。
当家做主的农民，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觉醒，也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哺育着自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化迫在眉睫。
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等待资本自发积累，这必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历史过程。
年轻的新中国正被帝国主义围堵，拖不起，也等不起。
无奈之下，压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牺牲部分农业利益，成为当时工业化发展最主要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