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时期的德国)

施庆华在揭开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的序幕时，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回顾了贝多芬在德国政治文化史上留下的印记，并感慨道：“人们需要伟大的艺术，但伟大的艺术有时也会被滥用。
”例如贝多芬的音乐既曾被作为反抗希特勒的武器，也曾被纳粹政权用于宣扬德意志的优越性。
事实上，在德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作曲家像贝多芬一样曾被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所用。
从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到法西斯主义者，不同政治光谱的人都视贝多芬为“他们的音乐家”，从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是他的几部著名的交响乐（《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五交响曲“命运”》以及《第九交响曲“合唱”》中的《欢乐颂》）中得到鼓舞和力量。
这些不同的诠释框架塑造了不同的贝多芬。
贝多芬肖像画，画家Joseph Karl Stieler作于约1820年。
这一方面是由于音乐本身的诠释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贝多芬的政治理念并不一以贯之。
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经历了近代欧洲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
他受启蒙运动影响，推崇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
一开始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感到痴迷，崇拜拿破仑，甚至还想把《第三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后来拿破仑称帝并发动战争，让他倍感失望，于是他改题为“纪念一位英雄”——“英雄交响曲”由此得名。
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贝多芬写下了许多鼓舞人心的反法军事歌曲。
1814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国君主复辟，梅特涅的政权令贝多芬倍感失望。
在最后一部交响曲《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合唱部分，他独创性地选用了诗人席勒1785年所作的《欢乐颂》作为歌词，这首被视为“启蒙精神的宣言”的诗最著名的一句是“全人类皆成兄弟”（Alle Menschen sind Brüder）。
“贝三”《英雄交响曲》的题献页。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魏玛共和国：不同政治光谱下的贝多芬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贝多芬被视为寻求自由、民主和共和的精神引领。
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热烈赞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尤其是最后的《欢乐颂》一章：“当他在最后的合唱部分唱道‘拥抱吧，万万人民，这一吻送给全世界！’时，难道看不出（这曲子）跟现代民主的理念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的关联吗？”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贝多芬逐渐成为德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其音乐大量出现在学校课本和民间合唱团中。
舒曼在1854年评论道：“就像意大利人有那不勒斯，法国人有大革命，英国人有舰队等等，德国人有贝多芬的交响乐。
”普法战争和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到达高峰，尤其是浪漫派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对贝多芬的民族主义解读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战期间，贝多芬是德国古典乐演出最频繁的作曲家。
为前线募款举办的音乐会常常演奏他的音乐，尤其是《第三交响曲》。
贝多芬被视为反法国的重要精神象征，他在反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歌曲也被重新挖掘出来。
他的音乐被认为适合提振军队士气，可以渲染民族主义理想，激发爱国主义。
激进保守的作家休斯顿·张伯伦把贝多芬整合到战时语境中，赞扬他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英雄，认为他代表了德国文化的优越性，将带领德国人征服欧洲，走向胜利。
1920年代，战后德国无论政治还是文化思潮都百花齐放，社会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激烈震荡，对贝多芬的诠释也空前地意识形态化。
1937年，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回忆起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化乱象”时感叹道：“所有政党和教派都把贝多芬视为是他们的人，竭尽所有力量来证明贝多芬只属于他们的圈子。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眼中，贝多芬的音乐可以为德国人反抗凡尔赛条约的压迫带来精神力量，也可用于抵御以爵士乐为代表的肤浅而堕落的美国文化对德国文化的侵蚀。
与此同时，贝多芬也是这一期时期左翼政治文化极力推崇的作曲家。
例如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
它被认为是致敬法国大革命理想，歌颂革命和自由。
而最受左翼政治文化推崇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它被视为是歌颂极端的平等主义和世界大同。
从1925年开始，社民党组织的德国工人合唱团每年11月都举办活动，庆祝推翻君主制的“十一月革命”，而每次活动的高潮都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在1927年的贝多芬百年逝世纪念中，德国工人合唱团在全德国巡演70多场。
在埃尔福特的教堂阶梯前，共有一千余名无产阶级出身的歌者参与演出；在斯图加特，参与演出的歌者约600名，观众更达万人。
不同于德国文化精英阶层认为贝多芬等古典乐只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就致力于普及贝多芬的音乐。
在1905年纪念席勒及1848年革命的音乐会中，德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库尔特·艾斯纳称许这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首次为无产阶级演奏”。
1915年，历史悠久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指挥尼基施·阿图尔开始为底层民众提供较为价廉的古典乐演出门票。
而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作为新年跨年音乐会演奏曲目的传统正肇始于一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
1918年11月开始，德国各地开始用音乐会等形式庆祝战争结束。
莱比锡当时是社会主义运动重镇，亦不例外。
这一年的圣诞夜之际，莱比锡工人培训所的李希特先生和《莱比锡人民日报》（由社民党主导）的副刊主编弗朗茨博士发起了跨年音乐会，首次把《欢乐颂》作为跨年曲目。
1918年12月31日晚间23点，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开始《第九交响曲》的演出，最后一章的《欢乐颂》正好在跨年的零点时分响起；当时现场观众约三千人之众。
这个传统一直沿用至今，更流传至世界各地。
如今把这个传统最发扬光大的是在日本大阪，“第九合唱团”每年都组织万人一起合唱《欢乐颂》，庆祝辞旧迎新的时刻。
纳粹帝国时期：既是希特勒的心头好，也是反抗法西斯的武器在纳粹帝国时期，古典乐与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
最为著名的是希特勒曾让柏林爱乐乐团为其演奏《第九交响曲》庆祝生日。
希特勒和戈贝尔不仅认为贝多芬的音乐符合纳粹的英雄主义美学和意识形态，更推崇贝多芬这位作曲家“与命运抗争”的斗士形象——他是饱经苦难、与失聪悲剧命运搏斗的巨人和英雄，是不世出的德国音乐天才，体现了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贝多芬也是纳粹政权最好的文化外交名片。
1937年，纳粹政府定调德国在巴黎世博会上的主题是“为德意志而庆祝”，安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作为德国活动的高潮，借此向全世界展现德国的文化成就。
事实上，贝多芬的身体特征和家族出身与纳粹意识形态下所推崇的雅利安人或“北方人种”颇有出入。
例如他身材矮小，祖辈来自荷兰弗莱芒地区，眼睛不是蓝色的，皮肤也黝黑。
但由于贝多芬作为德国民族文化瑰宝的地位早已牢不可破，这些“瑕疵”被纳粹政权努力证伪了。
例如有人努力考证出贝多芬的眼睛其实是灰蓝色的，皮肤也是由于日晒而造成的。
最具标志性的是后来成为纳粹高官的理查德·艾歇瑙尔在《音乐和种族》一书中给贝多芬的定性：贝多芬“克服”了其种族血统上的不纯净，创造出了最纯粹的北方人种音乐，因此应被视为是北方人种的斗士和英雄。
一如一战，贝多芬的音乐在二战期间也是演奏最频繁的古典乐。
柏林爱乐作为“帝国交响乐团”多次在德占区巡演贝多芬的交响曲。
战争后期，德军已露战败颓象。
为了强化在前线负隅顽抗的部队的意志力，戈贝尔责令电台强力播送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德国钢琴家亦被安排前往前线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不过，贝多芬的音乐在二战期间也被用来作为反抗德国人的武器，尤其是《第五交响曲（命运）》。
《第五交响曲》开头标志性的“短-短-短-长”四音符被英国广播电台用作对欧洲大陆节目的片头，寓意反抗德国人的决心。
在摩斯密码中，这四个音符的长度相当于字母V，寓意为“胜利（Victory）”。
后来，这四个音符以及V字母成为反法西斯阵营抗争的通用暗语。
法国人甚至还为《第五交响曲》的这个开头部分谱词。
这首被命名为《V之歌》的歌曲被收录在1943年出版的歌本《来自英国广播电台的香颂》中。
英国空军在法国大量投放了这个小册子，用以鼓励法国人民继续抗争。
左：由盟军制作的反法西斯“V”明信片；右：法语反法西斯歌曲《V之歌》的歌词。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由囚犯组成的“女子交响乐团”中，来自巴黎的犹太人囚犯法尼亚·费内伦深谙这四个音符代表的寓意。
她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后来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她假装自己只会演奏《第五交响曲》的开头，于是便在纳粹看守面前演奏了这部分，并得意于他们没有识别出其反抗的寓意。
左：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右：费内伦的回忆录《奥斯维辛的女子交响乐团》封面。
除了《第五交响曲》以外，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也曾被赋予了截然相反的意涵。
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合并，两周后纳粹党政军领袖赫尔曼·戈林来到维也纳的国立歌剧院，《费德里奥》作为“胜利的歌剧”成为演出剧目。
7年后的1945年，维也纳的歌剧院同样以这部歌剧作为开始，纪念奥地利“从法西斯分子中解放”。
战后德国：见证分裂与统一的贝多芬二战结束后，盟军在西德开展了清除纳粹分子的行动，柏林爱乐的首席指挥富特文格勒未受大的牵连。
1948年，他重新带领柏林爱乐开启了作为“和平计划”的世界巡演，首站即是英国。
尽管富特文格勒和柏林爱乐在纳粹帝国时期的角色尚存争议，英国人还是很快把票抢购一空，并对演出作出了最高评价。
在两德分立对抗的冷战期间，贝多芬是东德和西德互相争夺的音乐遗产。
在东德，贝多芬被推崇为是为了自由和进步而抗争的斗士，是饱含革命理想的音乐先驱，他的理想正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得以实现。
而西德则被认为是酝酿帝国主义战争的中心，是纳粹帝国的继任者，因此没有资格继承贝多芬的遗产。
在西德，文化评论界开始去除德国浪漫派尤其是纳粹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加诸于贝多芬的诠释，并致力于用心理分析方法还原作为人的贝多芬。
贝多芬不再是“伟人”，而是同样拥有诸多人性缺陷。
与此同时，西德的经济腾飞和现代唱片工业带来了古典乐的商业化及大众普及浪潮，卡拉扬的柏林爱乐把贝多芬带进了德国的千家万户，其演奏成为全世界乐迷追捧的经典版本。
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更是见证了战后德国的分裂和统一。
《第九交响曲》的合唱部分《欢乐颂》在战后曾被用作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代表德国的国歌。
1952年奥斯陆的冬季奥运会上，由于德国一词的法语是A打头，因此是奥运开幕式第一个走入场馆的队伍，人们认为在二战的浩劫后不适宜听到歌词中含有“德国、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原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
于是，在1956年墨尔本、1960年罗马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东德和西德联合代表队用《欢乐颂》代替了国歌。
而《第九交响曲》手稿的命运更与德国战后的命运息息相关。
为了防止被轰炸，纳粹政府把该手稿分为五捆，分散在德国不同的地方保存。
战后，一直到第四乐章的第699小节的手稿保存在位于东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国立图书馆，其余部分在位于西柏林的国立图书馆，而断裂的地方恰好在歌词“团结起来吧，万万人民”处。
一直到1997年，来自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手稿才合二为一。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第九交响曲》手稿列入“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位于柏林国立图书馆的《第九交响曲》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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