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ur(反对是什么)

肮脏有时是物质性的、绝对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手段测定河水中的细菌总数、空气中的污染物含量，但更多时候，它也是观念性的、相对的。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2005）剧照。
正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指出的那样，人类界定“肮脏物”这一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秩序井然的分类体系。
芬兰哲学家拉格斯佩兹同样在《肮脏哲学》中指出了这点。
通过梳理福柯、埃利亚斯、道格拉斯等人的著作，拉格斯佩兹指出，人类迈向现代的进程也是一个在物质和观念的双重层面拥抱“洁净”、消除“肮脏”的进程。
现代性所追求的效率、秩序、控制、透明化等原则的背后，都渗透着追求“洁净”、“卫生”的原则。
而对现代性的追逐，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肮脏-洁净这对范畴的界定。
迈向现代的冲动让我们将落后的、原始的人和事轻易地界定为“肮脏的”。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肮脏哲学》一书，内容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芬]奥利·拉格斯佩兹摘编｜刘亚光《肮脏哲学》，[芬]奥利·拉格斯佩兹 著，沈敏一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什么是“肮脏物”？我们必须在保持自然本性的事物中——而不是在腐化堕落的事物中——寻找自然的意图。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我们很熟悉这个词，但我们在什么时候使用它，又为了什么目的使用它？一眼就能看出，“肮脏”这个词通常用于对象、物质、地方、生物或它们的身体部位。
此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被描述成是肮脏的，他或她的道德生活中的各种观念、意图和其他特征也可以如此描述。
无论如何，可以说“肮脏（dirt）”和“肮脏的（dirty）”原本属于对物质对象的描述，从历史上看，其他用法似乎是从这些描述衍生而来的。
英语“dirt”可能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dirt”，意思是“粪便”。
在早期用法中，这个词用来指一种特定的物质。
一个相当近似的用法仍然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存在，就是当使用“dirt”来指一种土时，如“road dirt（路上的尘土）”和“dirt pie（泥饼）”，或者指由“dirt farmer（自耕农）”耕作的非生产性土壤。
无论如何，一般用法中，“肮脏”“肮脏的”与“干净”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使用方式截然不同。
《笨拙周报》（Punch）1850年5月11日讽刺臭水沟的漫画。
图片转载自historybuffed.com“肮脏的”——和“损坏的”“碎裂的”或“凹陷的”一样——意味着某种缺陷。
这里隐含了一种理想的、无瑕的、正常的状态，以及偏离这种状态的情况。
暗含的意思是，肮脏的对象需要清洁。
而且，通常我们不需要给出理由，来说明为何偏爱正常状态而不是非正常状态。
相反，虽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也许希望某件物品被弄脏或损坏，但这总归是需要解释的。
摇滚音乐人有时说他们想要一个刺耳的声音。
整洁是一般规范，必须在这个公认的背景下，这一点才能得到理解。
“肮脏的”在另一方面也和“损坏的”类似。
在逻辑上，这种用法的基本概念不是把肮脏当作一个实体，而是当作被弄脏或污损了的基础物体之性质。
当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时，这种特性就出现了：一种不需要的物质会接触到一些被认为需要保护的物品。
附加物聚集在原来的物品上，黏附在上面，对液体来说则是混了什么东西进去。
一般意义上的肮脏当然是由物质组成的，但它叫“肮脏”，乃是由于它与主体对象的关系。
类似，当水作用于对象物时，它就湿了，并且得持续潮湿一阵子。
潮湿是由“水”这种物质组成的，但是水唯有与其他物质（衣服、毛发、空气等）结合才能变为潮湿。
电影《卫生督查员》（Larry the Cable Guy: Health Inspector 2006）剧照。
一种物质是肮脏物，当且仅当它被发现与被弄脏的对象有关联时。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如果一个人试图提前列出所有肮脏物质的清单，那么在术语上就会出现矛盾，更不用说提出“肮脏物”的化学分子式这种明显荒谬的想法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是对的，（传言）他说过，“Für die Chemiegibteskeinen Dreck”（对于化学来说，粪便是不存在的）。
整个化学科学都被化学物质的概念所渗透。
化学物质是根据它们的组成来分析的，它们被理解为仅仅是自身，而要撇开它们更广泛的使用背景。
一小片污物一旦被拿来分析，它就会被简单地当作一种物质来处理，它的肮脏性就“消失”了。
“污物”缺乏独立的身份，这也意味着人们不能有意识地制造污物——从这个词当下的相关意义来说——并将其保存在堆垛或纸板箱中以备后用。
这种场景中内在的矛盾（我有意这么认为）在艺术家詹姆斯·克罗克（James Croak）的《肮脏物窗户》系列作品中被凸显出来。
2011年，这组作品在伦敦的韦尔科姆收藏馆（Wellcome Collection）的“污物”展览上展出。
根据展览目录的描述，艺术家“把肮脏物摆成窗户的形状”，就产生了具有窗框的大小和形状的黑色物体。
这些坚硬的、像砖头一样的干净物是收集了“肮脏物”和处理“肮脏物”的结果，到达此过程中的某一点时，曾经是肮脏物的东西已变成回收了的、洁净的物质。
在弄脏过程中，附加物通过某种方式黏附到主体对象上而变成肮脏物。
用化学术语来说，它必须黏附在邻近的物质上，或者拿液体来说，里面混进了物质却无法完全溶解。
附加物越黏，它就越容易弄脏物体表面——这就是为什么萨特独独挑出糖蜜，认为它是一种特别能引发“畏（Angst）”的食物。
这个一般原理排除了密实的或粒状的物质作为肮脏物的候选物质，如木片或沙粒。
例如，头皮屑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肮脏物。
“布满灰尘的”与“肮脏的”不一样，但表层上的灰尘在潮湿时可能变成肮脏物。
相反，肮脏物可能在物体表层干掉，留下一层外壳，后来就分解为灰尘。
黏附在物体上这个要求还意味着液体本身不构成肮脏物，即便它们可能是肮脏的，并留下污渍以及污染其他液体。
根据定义，洗碗机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肮脏的，而不是肮脏物。
另一个隐含的要求是，想要被算作是肮脏物，附加物不能完全被吸收或溶解在主体对象中。
室外的空气通常不能称之为肮脏的，但可能是被污染的或不洁净的（在城市的高峰时段）；室内空气可能被认为是不通畅的或糟糕的。
非正常状态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可逆的——通过清洁，或者拿液体来说，通过筛滤和撇沫。
如果状况看上去是永久性的，我们就开始认为它是主体对象的本质所固有的，然后把这个物体描述成是掉色的、被污染的或毁坏的。
这些描述暗含着主体对象和附加物之间的等级关系。
主体对象本身被看成是有价值的或有吸引力的，而附加物则被贬低为一种干扰因素。
对于主体对象和附加物之间的特征关系，也许用经院哲学的术语——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偶性的概念——才能获得最佳理解。
自中世纪以来，“实体”获得了更多的含义，这些含义读者现在必定会忽略掉：在哲学上，其意思是不特定的“东西”；在警方报告中，其意思是毒品。
实体与偶性的最初区别，强调两种性质之间的区别，前者在本质上属于某个对象，后者某种程度上是加到对象之上的。
在当前语境中，对象的特性、本质或实体被概括为对其“正常状态”的描述，即其正当的、标准的正确状态。
像肮脏、损坏和磨损之类的偶性不会改变底层实体的本质。
托马斯·莱迪（Thomas Leddy）在他论“日常表面审美性质”的论文中，准确地运用了实体与偶性之间的这种对比。
他把“肮脏的”描述为“一种表面性质”。
他这么说的意思不仅仅是在说污物聚集在物体表面上。
某种液体可能完全是肮脏的。
在油性头发这个例子中，人们通常不能指出特定表面上的污物，头发的总体状况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这些判断涉及一个普遍观念，即认为人们应该区分特定实体本身和任何附上去的东西。
对于莱迪而言，“肮脏的”是一种表面性质，只要它从分析上可以区别于主体对象的最根本的“底层形式或实体”。
这种思考区分了肮脏物与许多其他不需要的东西，如废品、废弃物、废物、垃圾和粪便等——顺便说一下，在许多有关肮脏和不洁净概念的影响深远的论述中，这种区分没有得到尊重。
一个“废弃的”对象就是废弃物或像废弃物，但肮脏的对象不是肮脏本身。
相反，这意味着对象恰恰需要清洁，因为它和肮脏是不同的东西。
我们关于弄脏的判断的背景假设必须为，主体对象在原则上可以清洁，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清洁并且值得清洁。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几片卫生纸通常不被形容为肮脏的，而是被形容为用过的。
我们认为那里根本不存在值得清洁的实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清洁几乎是不可能的。
用过的卫生纸被称为是肮脏的，主要是当它可能弄脏其他对象的时候。
这里勾勒出来的规范性立场暗含了对（有价值的）主体对象和（无价值的）附加物的相对价值的判断。
另一方面，它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先天集合。
如果食物掉落，可能会毁坏地毯，但有时候我们也说，食物要是落在地毯上，地毯就毁了。
《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美]玛丽·道格拉斯 著，黄剑波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
诺贝特·埃利亚斯与文明的进程跟一百年、三百年、一千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不那么脏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热水龙头，而那时我们没有？还是现代社会对肮脏的容忍度普遍较低？如果这是真的，那对我们整个文化有什么影响？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应该是谁，在哪里，以及在一天和一周中的哪个时间点。
三百年前，如果仅仅因为户外工作和室内工作之间仍然存在着的普遍差异，那么，一个欧洲的佃农，在一个工作日的中间，他身上的汗味会比今天的一个会计闻起来味道更大。
同样，那些用得上卫生间和淋浴的人，和那些（例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必须在共用厨房-生活区凑合着使用一桶水的人，我们会期待这两类人有着不同的平均个人卫生水平。
世界上工业化地区的经济、住房和生活水平的总体变化表明，“我们”整体而言，至少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比三百年前的大多数人都要干净——然而，也要考虑地理位置和社会阶层的不同。
有理由认为，西方社会对肮脏和不良卫生的普遍容忍度，平均来看，从前要高于今天，因为必须假定公认的标准与被接受的现实有某种合理的关系；但对于理想本身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还给不出任何裁断。
换言之：假设过去的人们有时被迫忍受比我们现在更多的肮脏，是否就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不把污秽当作污秽，不把恶臭当作恶臭？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一些学者会争辩说，现代对肮脏的限制态度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他们会援引诺贝特·埃利亚斯和他的著作《文明的进程》来证实这一点。
在这两大卷书中，埃利亚斯描述了西方文明的发展——现代人的诞生——是一个不断加强自我约束的过程，其核心部分在于提升个人卫生标准。
我们被告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控制个人的主要手段从外部压力转向了内部压力。
根据埃利亚斯的说法，向早期现代男女灌输这种新的自律形式的主要方法是唤起他们强烈的羞耻感和厌恶感。
大约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人们不仅认为人体的自然机能——新陈代谢、性、疾病和死亡——必须被隐藏起来，只有相关的人士方能见到；而且，创造了一个私人领域，其边界将保护个人，防止身体上的亲密接触。
如果埃利亚斯把现代人（宣称的）对肮脏的容忍度，解释为一种本能的和被社会灌输的企图，想要把周遭的世界隔绝在外，那么中世纪的人们显然与此相反。
洛伦茨·莱特肯斯（Lorentz Lyttkens）对埃利亚斯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他认为中世纪的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但他们的特征在于“与其他人的‘混杂’，与被造物、恶魔、环境中温驯和野性的兽类的‘混杂’”因此，“人们往往不清楚哪里是人的尽头，哪里是环境的开端。
”这在餐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用手指吃饭是很自然的，因为“饭菜和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的人就像孩子一样，他们的世界观是未分化的、巫术的。
这一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相似之处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人类个体的成熟是整个物种发展的重演一样，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也包含了一种自律的增强，正是自律标志着成人与儿童的区别。
《笨拙周报》（Punch）1858年7月31日的“大恶臭”漫画。
图片转载自historybuffed.com文化遗产产业欣然接受了文明是一个进程的理念，但完全只出于对一种事物的兴趣，那就是其中暗含的作为鲜明对比的黑暗时代。
重新展现一种消失的生活样式可能并不容易，但是可以从中赚到很多钱，特别是从展现古老生活样式的激动人心那一面。
文明进程的理论在我的家乡依然存在，并且大有市场，就在离我卧室窗户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
不管你怎么想，一年一度的中世纪集市的工作人员既不是受到了精神触动，也不是喝醉了；他们只是在表演西方文明过程的宏大叙事。
正如小册子告诉我们的，“中世纪的人就生活在此地、在此刻”——“每当出现宴饮和嬉戏，这都是真实状况”——“在中世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种经历描述起来很难”。
这本小册子也许很容易引用埃利亚斯的著作来获取学术支持，因为在他看来，中世纪的人生活在一个“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世界里。
男人沉溺于过分享乐，沉溺于对女人的欲望，沉溺于仇恨和恐惧之中；与现代男人相比，他们“早就准备好并且习惯于持续高强度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微弱的印象、控制不了的联想又常常出现，从而引起这些巨大的起伏不定”。
这是一幅总体图景的一部分，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人们与自己的污秽和恶臭有着自然而简单的关系，而不把自然的职能与任何羞耻感联系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埃利亚斯看来，没有专门为这一目的而留出的空间。
中世纪的人可以在街上、谈话中或吃饭时让自己放松。
瑞典历史学家彼得·英格朗（Peter Englund）有一本通俗易读的文集，其中有一章是关于“恶臭和污秽”的。
英格朗重述了一个关于法王路易十四的故事，他“从不羞于排空自己的肠胃，坐在马桶上，皇室成员围挤在他身边，就像一群训练有素的法国贵宾犬”，还描述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在加冕宴上需要大便时，她没离开桌子，而只是用一条亚麻床单遮住自己”。
根据埃利亚斯的说法，欧洲观念模式在17和18世纪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变，涉及理想典范的转变，从文雅转变为文明。
他最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