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宫殿(慈禧的衣柜)

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统治的特殊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揽晚清政权近半世纪。
在她执政期间，紫禁城经历了多次大的修缮工程，其中为她居住而修改的建筑就有养心殿后殿西耳房“平安室”、长春宫、储秀宫、宁寿宫等建筑。
建筑空间的设计取决多种因素，大而言之时代和民族决定了艺术的特征，就个体而言，使用者的性别、等级、社会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建筑空间艺术。
皇宫艺术，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向，而帝王的喜好在此间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嫔，同治帝生母，晚清实际统治者。
慈禧直接参与她居住的建筑空间的设计，修缮平安室、长春宫时“圣母皇太后下小太监龄山传旨”，“安灵山”传旨，“圣母皇太后下太监刘生传旨”等档案的大量出现，反映出慈禧参与的深度；圆明园天地一家春设计中，“同治皇帝虽然是工程的监督者和决策者，慈禧常常与他一起参与建筑设计事宜并直接发号她的旨意，同治皇帝往往先要征得慈禧的同意后再下谕旨”[1]；储秀宫的修缮更是在她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宁寿宫修缮工程的内务府官员所上折单，大多数所奉为“懿旨”，即慈禧的旨意，懿旨中对工程提出了具体要求，有时还亲自查看，而同样折件递给光绪帝，所奉之旨往往为“知道了”，光绪皇帝不过是履行了一个皇帝形式上的职责，而实际的决定和指导权掌握在慈禧手上。
清代末期建造西苑海晏堂，据德龄回忆：“她（慈禧）又说她先前本来嫌这殿的样子不好看，现在正计划在原地重新建造一所大殿，因为现在的大殿，在新年里外国人来贺年的时候，还是觉得太小，容纳不下。
因此她就命工部照她的意思，打起图样来。
于是一切图样就照着太后的意志，开始设计了，这是一幢木头的模型，各物齐备，即窗格，天花板和嵌板上的雕刻也无不完备。
然而我知道太后永远不会对一件事完全满意的，这次当然也没有例外，她各方面打量了一番，便说这间屋子要大些，那间要小些，这个窗移到那里去等等，于是模型不得不带回去重做。
做好了再拿来时，人人都称赞比上次的好多了，太后也觉得很满意。
建筑工程就立时开始，太后对于工作的进展也很关切。
”[2]从这些修缮工程档案和回忆看来，慈禧对于自己的居所要求是很高的，并直接参与居室的设计。
她所居住的建筑空间设计，慈禧太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体现出慈禧太后的愿望和审美取向。
皇宫一直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它的室内空间的布局、装修以及陈设无不代表着男性的审美，即使是后妃们居住地东西六宫，从它的空间布局和装修陈设的一致性来看[3]，她们似乎也不具有决定的权利。
男性空间被视为彰显男性角色和品味的重要展示平台[4]，而女性空间则可以理解为一个人造的世界包括景观、植物、建筑、大气、气候、色彩、香味、光影和声音的空间实体。
[5]慈禧，作为一位有着强烈参与欲望的女性居住者，她居住的空间与以往的皇帝会有什么不同吗？从这些建筑的内檐装修中是否能够显示出作为女性统治者的审美爱好呢？ 慈禧是一位政治欲望强烈的清政府实际的统治者，然而她与皇帝们不同，皇帝们本身就是“天下之尊”，并不需要过分地强调这一身份，慈禧则不同，她并不是皇帝，甚至不是皇后，不过是母以子贵而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在她的内心一直都存在着嫡庶的不甘，在她居室建筑的设计上，是否也显示出了她对于权力的控制、地位的表达呢？本文试图通过这些慈禧居住过的建筑修缮和空间的设计，探讨她的艺术审美和权力欲望。
一、慈禧垂帘听政最初的寝宫：“平安室”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皇帝去世，同治即位，咸丰皇后钮钴禄氏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分别被封为“慈安”、“慈禧”。
咸丰皇帝去世前，遗诏皇长子御名立为皇太子，八大臣赞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分别掌握“御赏”和“同道堂”印，共同辅佐小皇帝。
由于同治皇帝年龄尚小，需要慈安、慈禧照顾和辅佐，两宫皇太后亦住进养心殿，慈安居住在养心殿后殿东耳房“绥履殿”，慈禧居住在养心殿后殿西耳房“平安室”。
养心殿是清代雍正以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燕寝之宫殿。
养心殿后殿，《明宫史》记载曰“涵春室”，是清代皇帝燕寝、起居之处。
养心殿后殿东西耳房，《明宫史》记载：“东曰‘隆禧馆’，西曰‘臻祥馆’”。
两座建筑体量、规格相同，面阔五间。
雍正初年修缮使用，“从设置及装修上看，后殿东西耳房及围房当时应是后、妃、嫔们侍值的处所，但没有命名。
”[6]乾隆时有“养心殿后殿东耳房皇后宫内……”的记载，明确记载了东耳房为皇后所居，嘉庆七年（1802）《养心殿东西耳房、东西围房陈设册》中看也应为皇后居室。
西耳房则是嫔妃寝宫。
咸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册立皇后及嫔妃，并修缮养心殿后殿东西耳房为皇后、嫔妃们居住，增挂御笔匾额，东耳房名‘绥履殿’，西耳房名‘平安室’”。
[7]东耳房传统上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冠以“殿”名，“古者屋之高严，通呼殿”，一般高大而尊贵的宫殿称为殿，以示其尊贵；西耳房则是妃嫔侍值的处所，以“室”命之。
“室，室也，窗户之内也，城郭之宅也，妻之所居也。
”[8]室是指普通的房间，妻子居住的地方。
同治元年（1862），慈安慈禧垂帘听政，入住养心殿，根据慈安和慈禧的地位，慈安居绥履殿，慈禧居平安室。
为了居住的需要，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对养心殿、养心殿后殿皇帝寝宫以及绥履殿和平安室加以修缮[9]。
绥履殿将原位于东进间的宝座床挪安在明间，符合皇太后受礼的需求，东次间后檐床挪安前檐，东进间制作顺山床一张，后檐安床，西间的装修基本没有变化，西间原本就是皇后的寝宫，符合使用的需求，因此未加修改。
平安室原为嫔妃侍寝的宫殿，根据现存图纸看来应为两名嫔妃居住场所，[10]东西两边对称，不符合一人长期居住的要求，因此改变较大。
明间后檐隔断板撤去，东西缝安冰裂梅八方门，东次间前檐床改窄床，东次间与东进间之间隔断板撤去，安栏杆罩，东进间后檐床罩炕撤去，安扶手栏杆床一张，前檐床改窄床。
西进间是寝宫，前檐飞罩一槽撤去，改安小床一座，后檐安寝宫，寝宫床来不及制作，用的是从养心殿后殿能见室移过来的寝宫床。
[11]改造后的平安室与绥履殿格局基本相同，再结合制作铺设坐褥帘幔等档案来看[12]，两座建筑明间为礼仪性空间，东次、进间是休息、接待宾客之处，西进间为寝宫，次间为起居处。
然室内装修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绥履殿明间安设宝座，平安是则无；绥履殿寝宫挂匾“敬顺斋”，平安室寝宫无匾；绥履殿东进间是顺山床和北小床，平安室东进间则是南北床，没有顺山床。
由此看来，虽然慈安慈禧同授为皇太后，而慈安居住的绥履殿装修较为复杂，等级较高，慈禧居住的平安室的装修稍微简单一些，嫡庶之别显而易见。
咸丰十一年八月修缮养心殿及绥履殿、平安室的时候，还是八大臣掌握实际的权力，当时皇帝、皇太后和八大臣尚在热河，寄给负责修缮养心殿工程内务府大臣全庆、宝鋆的信是由肃顺托付的，这时的修缮计划应该是八大臣和两宫皇太后共同商议决定的。
为赶工期，一切从简，八月二十三日工程奏折，按规定九月二十三日从热河出发，九月二十九日到京，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制作的装修仅为必要的且工艺简单的，如平安室的隔断采用冰裂梅八方门，而不是如绥履殿一样制作工艺复杂的槅扇，寝宫床来不及制作只好用能见室的旧床。
再说此时肃顺等人力推慈安，根本就没有把慈禧放在眼里，平安室的装修也就将就了事。
慈禧此时刚因同治的原因当上皇太后，地位尚不稳固，也没有心事考虑自己的居室。
绥履殿和平安室既讲求平衡，同时也兼顾了地位的不同。
辛酉政变之后，八大臣被查办，两宫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
慈禧对于自己的地位要求越来越高，对居住的平安室的装修一定很不满意，同治二年（1863）底丧期一满，慈禧就开始重新装修她的平安室，她亲自下达旨意把平安室明间的隔断八方门改成与绥履殿一样的槅扇[13]，撤换掉能见室的旧寝宫床，重新制作寝宫床[14]，“里外间棚壁墙壁糊饰本纸，隔扇横楣均糊月白纱。
”[15]这些装修的修改是慈禧自己的意愿，为的是与绥履殿保持一致。
（图1：燕熹堂槅扇）图1：燕熹堂槅扇尽管慈禧在居室的布置要求与慈安相同的待遇，但由于居住者地位的不同，室内装修似乎也有一定的区别。
同治三年（1864）的一则档案记载：“六月初一日，库掌英俊、懋勤殿太监崔进玉传旨：造办处六月初二日清早赴养心殿绥履殿贴挂臣工画十四件、隔眼二十三件，平安室臣工画十二件、隔眼十二件。
”[16]慈安居住的绥履殿内檐装修更为丰富，慈禧居住的平安室的室内装饰品稍微少一些。
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对于平安室的改造，主要还是力求争得与慈安相同的地位，在装修式样和规格上都模仿绥履殿，然而慈禧刚刚掌握政权，还要顾及嫡庶之分，按照传统和地位装饰居室空间。
她对于装修艺术和风格的追求表现尚不明显。
同治成人后，两宫皇太后离开养心殿，迁居它处，慈禧移居长春宫，慈安移居钟粹宫，将“绥履殿”和“平安室”腾出，重新装修改造，同治九年（1870）绥履殿改名为“同和殿”、平安室易名为“燕喜堂”，[17]一个仍为“殿”，一个升为“堂”,“堂，殿也，明也，高也，世称母曰堂”，[18]堂也是高大明亮的房子，与殿基本相同，而且慈禧是同治的母亲，她居住的宫室称为“堂”非常贴切。
然以“殿”和“堂”区分，两耳房的地位高下之分尚在。
两殿的装修也稍有区别，“同和殿添安楠柏木碧纱橱罩、挂檐等工程，用银一万九千余两。
”[19]燕喜堂“室内添安楠柏木碧纱橱罩、挂檐等工程，比同和殿稍差，亦用银一万五千余两”。
[20]从殿堂的定名和装修所费金额看，此是的慈禧虽然权利不断地上升，然慈安尚在，还要保守着传统，终究不敢超越皇后的地位。
光绪十四年将同和殿改名为“体顺堂”[21]，沿用至今。
此时慈安太后已去世，慈禧已大权在握，她虽已不在养心殿居住，对往事仍耿耿于怀，不甘心自己以往居于次要地位，要与皇后平起平坐，然而慈禧不是正统的皇后，不敢僭越使用“殿”名，因此将东耳房的“殿”降为“堂”，至此东西耳房的地位相同。
二、几经改造的寝宫：长春宫 长春宫位于养心殿后，为紫禁城西六宫之一。
同治皇帝长大后，慈安和慈禧太后离开绥履殿和平安室，另择新居，慈安选择了东六宫中的钟粹宫（因她入宫时便住在钟粹宫），慈禧则选择了西六宫中的长春宫。
慈禧为何选择长春宫而没有选择她曾居住过的储秀宫，其中含义深刻。
长春宫虽为西六宫之一，而咸丰九年（1859）长春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将启祥宫和长春宫两个院落相连，[22]形成由围墙外门、长春门（原启祥宫）、体元殿（穿堂殿，原启祥宫后殿）、长春宫、怡情书史组成的“东西六宫中规制最高的一处四进院落”。
“长春宫门有‘御门听政’的作用，体元殿可以充作‘御门听政’前稍歇处，”[23]长春宫内檐装修也进行了彻底的改变，明间东西缝各安碧纱橱一槽，后檐设屏门，前安宝座屏风，西梢间后檐设床，床上毗卢帽，是就寝之处，把长春宫改成了寝宫。
“新长春宫是供皇帝处理政务又能寝居”的处所。
[24]慈禧在选择居住宫殿时，不甘于在慈安之下，处处争强，不仅要挑战慈安的地位，经过咸丰皇帝的改造，长春宫面积远远大于钟粹宫，规格远高于钟粹宫，并要向皇帝看齐，要使用咸丰皇帝为他自己修缮的宫殿，因而选择长春宫。
同治年间慈禧为居住的需要，多次对长春宫进行修缮，具有重要意义的修缮有三次：一次是同治六年（1867）长春宫改造工程，或许是两宫皇太后嫌弃养心殿的绥履殿和平安室空间太小、光线太暗，而入住长春宫，翁同龢在日记里写道：“四月廿七日（5月30日），长春宫在养心殿后，东为履绥殿，西为平安宫，两宫所居。
”[25]此时的长春宫是作为养心殿后殿的替代物，居住长春宫是按照养心殿后殿东西耳房的模式，并将匾名也用到此处，“东为履绥殿，西为平安宫”的纪录与养心殿的“绥履殿”、“平安室”有所差异，是翁同龢记载的失误还是殿名确有变化尚不清楚。
同治六年为满足居住地需要对长春宫进行改造[26]，在体元殿后添加平台、游廊，连接体元殿、长春宫和东西配殿，平台和东西配殿挂字对[27]，游廊上画画[28]，重新制作体元殿内檐装修[29]，外檐镶安玻璃[30]，体元殿、长春宫等处画线法画[31]。
一次是同治九年（1870）为慈禧居住长春宫而进行的修缮工程。
同治八年（1869），同治皇帝将要大婚，躬亲大政，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必须正式离开养心殿，谋划自己的新居，慈安选择了东六宫中的钟粹宫，慈禧则继续留在西六宫中的长春宫。
同治十年（1871）慈禧正式移居长春宫，[32]居住在长春宫正殿。
同治九年慈禧在她搬进长春宫居住前又进行了一次修缮，这次的修缮范围仍然是长春宫、体元殿及其所围合的区域，体元殿后平台游廊添建屋顶，[33]东配殿而拆换装修[34]，在院内搭建暖棚戏台[35]，所有殿座油饰见新。
一次是为了庆祝她的40寿辰，于同治十二年（1873）左右再次大规模改建长春宫。
同治十二年修缮的范围包括整个长春宫区域，修改长春宫门，加盖屉窗板墙[36]，把原来的殿式门改造成宫殿（应该已改名为“太极殿”，但由于同治皇帝去世，有些工程停止，档案中首次看见太极殿名是在光绪四年[37]），长春宫区域所有建筑油饰见新，加陇捉节，挑换地面砖、归安石料、并挑换椽望、换安角门木料、找补门窗等[38]，重新油饰“漆匾对”[39]；外檐装修修改，体元殿前后窗著造办处成做楠木屉窗，[40]“长春宫正殿前后窗上扇著造办处成做楠木屉万字地边加元寿字九个”[41]，并安装洋玻璃[42]；内檐装修改造，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变了长春宫室内空间的布局，制作了宝座、屏风、匾额、家具和床张等，[43]重新制作承禧殿内檐装修[44]。
为了满足慈禧听戏的需要，改建体元殿后游廊抱厦，并在后抱厦搭建室内戏台[45]。
在长春宫的修缮过程中，慈禧逐渐显露出她的权力欲望和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把自己的审美品位加入到室内装修中。
同治六年和九年的长春宫的改造范围都是体元殿及之北的长春宫建筑群，基于对先帝的崇敬和怀念，咸丰皇帝用于“御门听政”的长春门并没有涉及，应该是慑于地位的关系，尚不敢使用如此重要的场所。
同治八年慈安选择的钟粹宫也开始修缮，钟粹宫完全模仿长春宫，钟粹宫游廊、外檐装修，匾对、内檐装修（国家图书馆藏得同治八年样式雷钟粹宫内檐装修改造图纸上标注“以上装修仿照长春宫式样”）完全按照长春宫制作。
此时的慈禧太后要顾及慈安和自己的身份，“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逾越。
” 长春宫和钟粹宫在建筑等级、装修、装饰等方面都尽量讲求平衡。
[46]不过慈禧已经不像居住在平安室时居于次要的地位，而是与慈安平起平坐，甚至超出了慈安的地位，长春宫建筑区域空间远大于钟粹宫，钟粹宫的装修反过来要以长春宫为样本。
同治十二年长春宫的改造，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余年，慈禧逐渐淡化慈安的影响，权力逐渐上升，成为实际的执政者，她的表现欲望更加强烈。
她不顾自身的后妃地位，也不顾忌与慈安的平衡性，把咸丰用来作为“御门听政”的长春门改成宫殿太极殿，形成太极殿、长春宫区域，进一步扩大了她的使用范围，远远超出慈安的钟粹宫的规格，向咸丰皇帝更接近了，突破了后妃的限制。
由于长春宫的多次改造都是在咸丰皇帝改造的基础上进行的，长春宫正殿基本保留了原本的格局，同治八年钟粹宫内檐装修改造图纸上标注“以上装修仿照长春宫式样”，这张图的装修格局和式样与咸丰九年的长春宫装修图一样，由此可以说明同治八年之前的长春宫内檐装修基本没有变动。
同治十二年才稍有变化。
长春宫每次的修缮工程，慈禧太后都参与其中，档案中“圣母皇太后下太监**传旨”也就是慈禧亲自传旨的记载就有多条，慈禧把她的意愿渗透到改造工程中，基本上表现了慈禧的审美品位。
每一次的长春宫改造中体元殿、长春宫都有安装玻璃的记载，同治六年修缮长春宫的时候，档案记载体元殿槅扇安“广片玻璃”，广片玻璃是广东生产的平板玻璃，但透明度不如进口玻璃。
同治十二年重新制作外檐玻璃窗，并安装“洋玻璃”，体元殿、长春宫的门窗都换上“洋玻璃”[47]，这样就使得室内的透光性更强，更加明亮起来。
体元殿由于功能的变化，在原来的穿堂后加盖平台，内檐装修重新制作。
同治六年体元殿室内安置“冰纹式元光门夹堂隔扇二槽”，[48]也就是在东西间对称地各安装一槽装修，中间是圆光门，两边各四扇槅扇共八扇，上面七堂横披窗，槅扇和横披窗为夹堂做法，纹饰是冰裂纹。
圆光门是宫廷内常见的装修形式，圆光门两边用槅扇的做法在清代中期很少见，是清代晚期较为流行的做法，常见的还有八方门、瓶式门等。
（图2：寿康宫冰梅纹瓶式门）咸丰十一年的平安室内也制作了二槽对称的圆光门，制作体元殿这二槽装修的旨意是慈禧太后亲自下达的，慈禧很喜欢这样的装修类型，在后来的天地一家春中也采用了这种形式。
这两槽装修的槅扇和横披上安装了玻璃以替代以往的夹纱。
玻璃在清代晚期的宫廷建筑中已经大量使用，多处建筑的窗户上都安装了玻璃。
尽管如此，玻璃仍然是珍贵的建筑材料，内檐装修的槅罩中使用较少，还是以传统的夹纱为主，体元殿的圆光门用玻璃镶嵌，同治十二年体元殿后抱厦内戏院安装“厢安洋玻璃隔扇”[49]，用玻璃替代传统的夹纱，使室内更加明亮也显得更加豪华，这也正是慈禧太后所喜爱的。
图2：寿康宫冰梅纹瓶式门长春宫明间东西缝原均为碧纱橱，东次间东缝为栏杆罩，同治十二年将明间东缝的碧纱橱拆除（明间西缝碧纱橱于光绪十一年拆除[50]，换安栏杆罩），将东间的栏杆罩换安在明间东缝[51]，栏杆罩的通透性强，它虽起到间隔的作用却不会像碧纱橱一样将空间完全封闭，是一种隔而不断地装修构件，在长春宫明间东缝把原来的碧纱橱改成栏杆罩，就将明间和东次间练成了一个通透的空间，扩大了长春宫明间的面积，也使得室内空间更为敞亮、开放。
从外檐的玻璃门窗到内檐的玻璃槅罩的运用，在建筑中逐渐用玻璃替代了传统的纸和纱，室内空间的开放式处理，一反乾隆时期皇宫建筑室内空间的小型化、复杂化、多层化，说明慈禧喜爱宽敞豁亮的室内环境。
长春宫的室内装饰大量运用绘画装饰墙体。
同治六年正月，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体元殿后墙绘制了五幅线法画[52]，东墙和西墙也绘制线法画二张，“各高一丈八寸五分、宽一丈九尺五寸”[53]；长春宫“东墙、北墙用线法画二张，各高一丈零八寸五分、宽一丈三尺七寸五分。
”[54]“线法画”就是西洋透视画，西方传教士画家将“线法画”带到清宫，又将这种画法传授给一些中国的宫廷画家。
用于装饰宫殿的线法画一般都以建筑物为主题，与室内装修相呼应，称为“通景线法画”，简称为“通景画”，它利用画面的透视效果来扩大建筑物的空间感和深远感。
通景线法画在宫廷中始于清康熙、雍正时期，乾隆时期达到鼎盛[55]，一直延续至清末。
（图3：毓庆宫通景画）通景画扩大空间的视觉感受和极强的装饰效果受到清代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的喜爱，慈禧太后对于通景画的热爱也如出一辙，在体元殿一座建筑内绘制了七幅通景画，也就是体元殿内凡有整面墙体如后、东、西山墙上都绘制了通景画，在清代宫廷建筑装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她对于线法画的爱好一直延续下去，在天地一家春的设计中，“后卷东山墙里面镶柜，外面板墙酌拟洋线法山水，转弯格闪亭座楼式样。
”[56]后来修缮的储秀宫后殿丽景轩戏台的墙壁、顶棚糊制藤萝花作为戏台布景的装饰[57]，绘制藤萝花作为戏台顶棚的装饰就目前见到的材料从乾隆时期就开始了，建福宫的敬胜斋、宁寿宫的倦勤斋都采用藤萝花装饰戏台顶棚，四周绘制通景画。
丽景轩的室内戏台顶棚、墙壁继承了清中期的藤萝花装饰。
同治时期宫廷内已无西洋画家，体元殿和长春宫的线法画应该是如意馆的中国画家绘制的。
图3：毓庆宫通景画同治六年体元殿和长春宫之间用游廊连接起来，游廊墙上用绘画装饰，“长春宫廊内板墙桶子门画画，用白绢长十八丈宽一丈二尺；”[58]游廊上沈振麟等人绘制“画屏十六张，门口六件计十八条”；[59]同治七年，又在“长春宫正殿东西配殿画门桶子，用白绢六张”，[60]“著如意馆沈振麟等画长春宫东西配殿门桶画对匾四分正殿画对二副”[61]，这些画是造办处如意馆的画家沈振麟等人绘制的。
沈振麟是清代晚期如意馆重要的宫廷画家，生卒年月不祥，创作题材广泛，花鸟虫鱼人物山水各臻其妙，笔法工细写实，任如意馆画作首领数十年，留下了大量绘画作品。
沈振麟是慈禧非常喜欢和信任的画家，他为慈禧居住房间的内檐装修绘制大量槅眼[62]，（图4：沈振麟绘制的槅眼。
）慈禧还让他为自己绘制御容，“著沈振麟在长春宫恭绘慈禧皇太后御容，著在本宫添画衣纹景致。
”[63]曾“赐御笔‘传神妙手’扁额一方”。
[64]用于装饰长春宫游廊的画都是如宫殿室内的绢画一样贴落在游廊板墙上。
[65]同治九年体元殿后檐开窗，同治六年体元殿后墙绘制的线法画，由于开窗不得不抛弃，慈禧太后仍令沈振麟绘制绢画。
[66]表现出她对于沈振麟绘画风格的喜爱。
图4：沈振麟绘制的槅眼慈禧太后的生活中喜爱书画，除观赏名家书画外，还亲自书写绘画，尤其爱以自己所作的书画赏赐群臣，慈禧留下的作品有几百件之多，其中不乏有代笔之作，除了用一修身养性外，大多数为慈禧颁赐品，赐给御前王公大臣或亲僚以志恩宠。
绘画内容多为表现吉祥寓意的题材，如牡丹、松鹤、梅兰竹菊以及福禄等，画风淡雅秀逸，设色淡彩晕染，色调和谐，雅而不俗，但不失喜庆富丽之气。
长春宫体元殿建筑装饰采用大量的绘画作品也正反映了慈禧对于绘画的喜爱，可惜的是这些通景画和条幅都已无处可寻。
在长春宫的改造中，室内陆续添置了宝座及家具。
同治七年（1868）长春宫制作的宝座和两个炕桌、炕案上“雕做万福万寿花样”。
[67]同治十二年为长春宫制作的宝座上“二面雕半彩地万福万寿”[68]，矮床“前面雕万字八吉祥加元寿字花样”。
[69]“福”、“寿”字作为装饰艺术很早就在民间使用，中国书法的美观性装饰性很强，既有吉祥的含义，又具有装饰的效果，常用在宫廷的器物上以及室内装饰甚至装修上，康熙时期紫檀嵌螺钿皇孙祝寿诗屏风，是康熙的三十二位皇孙为其祝寿所作，屏风背面绣一万个“寿”字。
乾隆时期的家具红漆嵌螺钿百寿字炕桌在桌面中间描金“寿”字一百二十个，红漆嵌螺钿百寿字炕桌上也嵌螺钿“寿”字一百二十个，乐寿堂装修上的卡子花珐琅镶嵌两边如意形蝙蝠纹中夹寿字。
慈禧很喜欢这样的吉祥字体，指定要在宝座等家具上雕刻“万福万寿”纹饰。
她还把这种装修纹样发扬光大，广而用之，甚至用于外檐装修上，皇宫的外檐装修用菱花，规格高的建筑用三交六椀、双交四椀菱花门窗，居室建筑多用步步锦菱花门窗，这是建筑常规，慈禧太后极力反传统，改变了建筑的常规，把自己对“福寿”字的偏好明确的表现在建筑外观上。
同治十二年“长春宫正殿前后窗上扇著造办处成做楠木屉万字地边加元寿字九个”[70]，临时搭建的木棚的“棚外玻璃嵌扇俱要红地绿万字金寿字”[71]，突出了“寿”的装饰题材。
同治十三年修缮养心殿东暖阁，“照长春宫式样”“添做万福万寿纱屉”。
[72]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在同年设计的天地一家春的外墙上菱形格内写满了“寿”字文，下减使用“黄地绿琉璃万字锦”，（图5：天地一家春烫样东山墙，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藏）这是前所未有的。
如此频繁地使用万寿字装饰，表达出了她对万福长寿吉祥寓意的追求，以及对于万寿图案的喜爱。
图5：天地一家春烫样东山墙，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藏同治十三年（1874）制作了“紫檀木雕花天然式加白檀香葡萄三屏风宝座足踏”，“天然式”雕刻纹样是清代晚期甚为流行的装修、家具纹样，也就是运用透雕的手法雕刻较为写实的自然纹样，如竹纹、松竹梅、喜鹊登梅、葡萄等等，而非图案化程式化的纹样，在清代晚期的档案和样式雷图档中大量出现，也是清代晚期内檐装修的主流图案。
历次的长春宫改造都是在咸丰皇帝改造的基础地进行的，在几次的陆续改造中，虽然受到原有建筑装修的限制，慈禧无法完全地表现出她的喜好，她还是一点点地将自己的爱好加入到装修中，表现出她的一定的艺术审美特性。
她喜欢明亮宽敞的空间，外檐装修全部换成了玻璃，内檐装修中也尽量用玻璃替代传统的夹纱，用栏杆罩等开放式的槅罩替换封闭式的碧纱橱，使得室内空间更加开阔；特别钟情于沈振麟的花鸟植物绢画以及具有透视效果的线法画装饰墙面；对于“福”、“寿”等吉祥文字纹样也表现出特别的偏爱。
在长春宫的历次改造中，慈禧尚没有机会极尽自己所能，同治十二年在宫外进行了一项宏大的建筑工程——重建圆明园工程给了她一个很好表现自己的机会。
同治十二年，同治皇帝亲政，九月二十八日下谕“择要兴修”圆明园[73]，“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74]，实际上了也为了让两宫皇太后远离权利中心，不再干涉皇权，因此在原绮春园清夏斋、敷春堂旧址重建清夏堂、天地一家春[75]，作为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的园居之所。
“天地一家春”是在敷春堂旧址上修建的，原建筑已基本不存，重新设计建筑和内檐装修，这与长春宫的改造有很大的区别，不受原建筑格局和装修的限制。
慈禧皇太后指导、监督并控制天地一家春的规划和设计，还直接参与了设计，她对天地一家春的内檐装修的设计控制严格，他不让任何人甚至她儿子来定夺天地一家春的内檐装修样，[76]并且亲自为天地一家春绘制内檐装修纹样。
[77]因此天地一家春的建筑特别是内檐装修的设计方案充分表现出慈禧的权力欲望和艺术品位。
（图6：天地一家春烫样内檐装修，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藏）“万春园重建项目代表了慈禧在建筑和空间格局设计上权力表达的早期版本，从地址的选择和建筑的设计都表现出胜过慈安的优越感，而对内檐装修的指导又表现出她对于权力和宗教的热情。
”[78]关于慈禧与天地一家春内檐装修设计的相关问题研究，彭盈真“A Palace of Her Own: Empress Dowager Cixi(1835-1908)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anchun Yuan”[79] 对慈禧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的设计和装修作了详尽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天地一家春的工程最后没有得以实施，她的主张和审美品位也没有得到实现，不过这一次的重建方案给慈禧太后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在之后的储秀宫修缮工程中则付诸实施。
图6：天地一家春烫样内檐装修，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藏三、慈禧太后自我展示的空间：储秀宫 储秀宫为紫禁城西六宫之一，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储秀宫初曰寿昌宫，嘉靖十四年（1535）改曰储秀宫。
为后妃居住的宫殿，清沿明旧。
“慈禧入宫，自初封兰贵人，即晋封为懿嫔、懿贵妃，俱居储秀宫。
”[80]并“生同治于储秀宫”。
[81]这为她日后执政晚清奠定基础，因此她对储秀宫有着深厚的感情。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居住过养心殿后殿西耳房“平安室”，后移居长春宫，但对储秀宫仍不能忘却。
因此，她决定于50寿辰时重新居住到储秀宫去，于光绪十年（1884）九月廿六日“皇太后于长春宫移储秀宫，上龙袍褂，递如意，内府官花衣进如意，有戏，廷臣无礼节。
”[82]在此之间的光绪九年开始为了这次移居大肆修缮储秀宫。
光绪九年，慈安已经去世，“孝贞皇后既崩，西太后独当国”，[83]慈禧再也不必受嫡庶的约束；光绪皇帝年岁尚小，又是她一手扶植起来的小皇帝，对她惟命是从。
这时已经没有能够与她抗衡的力量，成为真正唯我独尊的女主了，她可以尽情地展示她的愿望，完全按照她的需要和喜好进行改造。
没有改造之前的储秀宫与其它东西六宫一样，由前殿、后殿组成的二进院落，前殿为升座受礼之所，后殿为寝宫。
光绪九年改造的储秀宫，并不是在原有的储秀宫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是按照咸丰皇帝改造的长春宫为蓝本，将翊坤宫和储秀宫两个院落连接起来，形成了翊坤门、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丽景轩相连的四进院落。
翊坤宫承担了原来正殿的作用，为“升座受礼之所”。
原翊坤宫后殿改为体和殿，并由原寝宫的功能改为储秀宫的外书房和餐厅。
储秀宫改为寝宫，起居、休息、睡觉都在这里。
储秀宫后殿改称丽景轩，变成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
储秀宫区域改造之后，模仿咸丰的长春宫形成以储秀宫为中心的集受贺、就餐、休息、娱乐为一体的生活建筑群，实际上打造的是前朝后寝的帝王模式。
储秀宫的改造按照长春宫的模式，就是要比照咸丰皇的规模、格局布置她的宫殿，这在后妃是没有先例的，慈禧修缮储秀宫成为了她向传统、地位挑战的舞台，也是她向人们展示权力的机会。
其次是建筑本体的修缮，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前檐出廊，所有殿宇房间满錾坎油画见新，头停揭瓦夹陇捉节，储秀宫、翊坤宫更换宝匣[84]。
外檐装修全部重新制作。
[85]匾额、楹联全部予以更换，新做斗匾、各式花匾以及抱月字对[86]。
她甚至扩展到长春宫区域，更换了长春宫区一些殿座的匾额，体元殿东西配殿“怡性轩”、“乐道堂”的以及怡情书史东西配“益寿斋”、“乐志轩”的书卷式匾[87]也都是这次修缮过程中改造的。
再次，这一次的修缮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翊坤宫和储秀宫连通后重新调整各殿座的使用功能，为适应新的使用功能，各殿座室内空间分隔和装修全部予以更换。
光绪九年修缮档案的记录[88]与现在原状中的装修基本相符。
用碧纱橱、罩背、天然罩、天然栏杆罩、天然八方罩、天然式飞罩、隔断玻璃板墙、炕罩、毗卢帽等装修语汇对室内空间进行再次分割。
储秀宫几乎都是用“花梨木”制作内檐装修，少量采用楠木作为装修材质。
清宫内檐装修一般使用楠木、柏木制作的“楠柏木”装修。
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时期，对于内檐装修的要求越来越高，使用材质越来越名贵，用红木、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制作装修。
清代晚期，迫于经济的原因和紫檀等珍稀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