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应以服务什么为前提和条件(金融改革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位置)

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金融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要主动发挥金融改革的牵引和支撑作用，补足金融改革的短板，协调好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
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再出发DRC专家系列解读（9）吴振宇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意见》的出台是对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的发展水平、制度基础和国际环境下对深化改革的再部署。
《意见》的出台将有力保障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顺利推进。
金融在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金融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甚至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时，其对金融改革的依赖性更强了。
该特征在新出台的《意见》中有明显反映。
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发挥金融改革的牵引和支撑作用，补足金融改革的短板，协调好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
金融改革涉及面广、操作风险大，两次国际金融危机迟滞了我国金融改革进程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当年1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要求，部署落实金融领域的体制改革。
1993年国务院公布的决定，奠定了我国金融改革的基础，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建设真正的商业银行、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汇率并轨等重要的改革举措。
然而，1993年启动的金融改革推进不久就遭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我国外需增长，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金融运行。
危机突然爆发不但打乱了我国金融改革进程，还严重损害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
2001年，经济运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我国金融改革进程加快，推动了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和上市，推进了农信社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
同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也进入议事日程。
事实证明，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是非常及时的。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其影响范围和程度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前期改革的推进，我国金融体系在外部经济和金融冲击下保持了稳健运行。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影响到金融改革和稳定的优先次序。
利率、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相关基础领域的改革进展放缓。
金融改革影响面广，往往会带来和触发经济风险。
推进金融改革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留给我国金融改革的窗口期并不多，客观上阻滞了改革的推进。
在外部冲击影响下，金融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其他领域的改革。
这种局面不但会影响经济发展、拖累其他领域的改革，还会累积金融风险。
2015年以来，我国股市、汇市、债市风险事件多发，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压力增大，本质上就是金融改革滞后的表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金融改革进程明显提速。
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首次成立，加强了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
2018年3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从机构上加强金融工作。
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加强了对影子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的统一监管。
5月份，我国宣布多项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
当年11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再进一步。
2017年以来，金融改革开放快速推进，既促进了金融本身的发展，也有力支持了其他领域的改革。
当前的金融改革已内嵌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不同，《意见》没有将金融改革作为一个独立的段落列出。
《决定》共分为60个小节，涉及经济改革的有22个小节。
其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作为单独一个小节，系统论述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改革要求，加上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小节中的金融调控部分，构成了金融改革的总体设计。
新近发布的《意见》共分为9个部分、34个小节，没有独立的部分从总体上谈金融改革。
这并不是对金融改革工作的弱化，而是适应金融与经济改革的交融关系，在行文上的改进。
在《意见》的34个小节中，有14个小节直接与金融改革工作相关。
如果不考虑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具有共性的章节，超过半数的小节涉及金融改革。
比如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小节，提到通过资本化、证券化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在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小节，提到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小节，提到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这种行文方式的改变，突出反映了金融改革已经深度内嵌到经济改革的各个领域之中，金融改革具有很强的牵引性和支撑性。
无论是在所有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还是保障民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领域，改革向前推进都需要有相应的金融改革予以支持甚至作为前提条件。
最为典型的就是资金价格如果市场化不到位，就很难说要素市场化改革到位；高水平资本市场建设不到位，就很难对创新创业形成有力的支撑；银行体系改革不到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就难以见到实效。
《意见》中有14个提到金融改革的意群，以新的方式共同构成新时代加快金融改革的指引。
理解新时代深化金融改革的要求，协调推进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需要将这14个部分综合起来考虑。
这14个部分也指出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改革的重点领域。
加快推进金融改革也是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剧烈变化的需要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同时，国际经贸环境变化也对加快金融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在金融领域对我国实施的打压。
今年上半年，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2020年4月，互联网巨头脸书公司主导推出渗透美国战略意图的数字货币天秤座2.0。
天秤座的改版有利于强化美元全球霸主地位。
特别是其强调要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支持清算基础设施的目标，更显露其数字霸权的心态。
同时，也能看得出来，其对中国数字货币以及互联网支付领域领先地位的焦虑。
5月上旬，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撤回了大约一年前就作出的投资中国A股的决定。
虽然只涉及45亿美元，占A股境外资金的2%，但是标志着中美博弈已经实质性地涉及扩展到金融资产领域。
5月中旬，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剑指在美中概股。
这个法案实际是去年3月提出的，在参议院排队待审，目前突然全票通过，与当下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实质上，与这个法案相关的还有参议院的“公平法案”和众议院的“纳税人和储户保护法案”，近期可能也会通过。
这些法案的核心意图，一是打压中概股，二是减少美国政府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
在美中概股多为我国的新经济公司，美国实际上是在技术脱钩的同时，想把中国创新公司挤出国际资金市场。
而减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也就是减少对中国企业发展的融资。
未来，美国还会有一系列金融扼制措施出台。
应对美国上述措施，需要深化国内金融改革。
去年推出的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近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也开始推进。
通过提升国内资本市场的包容性，为新经济公司提供更便利快捷的上市渠道，可以减少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
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也为承接中概股回归创造了条件。
5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和外管局联合发文，取消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证券市场的资金限制，并增加投资便利性，也可有效对冲美国在资本市场脱钩中国的影响。
今年1月份，中国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会逐步推进。
根据上世纪80和90年代日美经贸争端的经验，第二阶段经贸协议主要涉及金融结构性改革，谈判的难度更大。
中美与日美经贸争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为了达到目标，美国对我国施加的各种压力会更大，甚至不排除会有经济金融极端制裁措施出台。
应对这些潜在的挑战，需要我们深化金融改革。
当前，国际上负利率低利率盛行，流动性充裕，资产荒显现。
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明显下行，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排在前列。
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市场蕴藏着商机。
通过金融改革开放一方面会释放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这都将成为我国有效应对经贸环境恶化的重要手段。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