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学校天津大学(我和我的天津报纸)

1404年12月23日（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正式得名，筑城设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618年历史积淀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从原住民到外来者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而紧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冯骥才：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冯骥才，1942年出生，著名作家、学者。
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干推销员。
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
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
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我能写《神鞭》，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
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
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量，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
喜欢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
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
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
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
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
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自费出了《五大道画集》。
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
我对市里的领导说，民园绝对不能拆。
我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建起了“水滴”体育场。
我把这件事写到了我的《漩涡里》。
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过一条，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比如天津的曲艺，过去有马三立、骆玉笙，现在也很强，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应该建一座曲艺博物馆。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冯骥才的天津》。
那一系列还有《沈从文的凤凰》《老舍的北京》《茅盾的乌镇》《王安忆的上海》。
我写了一篇序，叫《灵魂的巢》。
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巢，是我的窝，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秋天的风刮过来，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
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
我说怎么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在《俗世奇人》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
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声、曲艺、各种手艺、武术。
再有做皇会的档案，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
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
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
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
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
蒋子龙：抒写波澜壮阔的工业时代蒋子龙，1941年出生，著名作家。
我生在河北沧州，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同年参军，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
复员后，我又回到“天重”，当过厂长办公室秘书、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
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
我上学时喜欢读书、写作，工作中感受到“天重”波澜壮阔的辉煌，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
那几年我白天忙工作，晚上通宵开夜车，完成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小说。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
各地出了很多“乔厂长”。
《文汇报》的大标题“欢迎乔厂长上任”，不是小说，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叫做“乔厂长”。
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作报告，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票上写着“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他说：“蒋子龙同志你说，他怎么是乔厂长？乔厂长是天津的啊！”我收到过沈阳一个护士写来的长信，她说我的小说救了她爸爸一条命。
她爸爸是一个厂长，工作上犯错误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出门。
家里人没办法，找来第七期《人民文学》，从门缝塞进去。
没过多久，他爸爸拿着杂志出来了，说我有根据了，乔厂长就是这么干的！转眼几十年过去，我仍在写。
我以为一个作家该写几部长篇，是命中注定的事。
我还有两部书得写，一部写我的家族，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
不写出来，我觉得欠点儿什么。
我想从北洋练兵开始，写到日本侵华前。
我研究过《侯德榜传》，研究过范旭东，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顶级，都能拿到国际大奖。
那是什么高度、什么境界？我写现代工业题材，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百年前的民族工业，能源、造船、造枪、纺织、化工……完成这本书，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圆满。
这也是一种责任。
孟广禄：小时候在海河边学唱戏孟广禄，1962年出生，著名京剧艺术家。
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
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较清苦，我母亲没工作，我父亲一个人上班，养活六个儿女。
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我家没人唱戏。
电台总播样板戏，我从小就爱听。
4岁时，我爬到炕桌上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一用劲儿，摔下来了。
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她带我去。
我上台就唱，胆子特别大。
长大点儿以后，我总去海河边的广场玩。
那儿的戏迷特多，我找一个老大爷，我说您给我唱一段儿《赤桑镇》吧。
他唱，我跟他学。
回家后我自己练。
我真正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
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学戏。
有一年我跟我哥哥在家刷浆，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了，我学裘盛戎先生的“恨包勉”。
因为屋里空，有共鸣音，显得声音特别好听。
我哥说，小禄，你嗓子怎么这么好？那时候我就爱上裘派了。
我记得特清楚，1977年夏天，我去考天津戏校。
那天下大雨，马路上全是积水，水面上漂着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因为害怕蹚水激着着凉嗓子坏了，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衣架上，把脚抬起来，盘着车前面的大梁。
到戏校以后，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我上去唱。
结果落榜了。
1978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全国要十个人，天津要一个人。
我又去考试。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邮递员送信来了，有两封孟广禄的信，都是录取通知书，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
我爸说，当飞行员得去沈阳，离家更远了，还是去北京吧。
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正式学戏。
骆巍巍：奶奶骆玉笙是超级美食家骆玉笙骆巍巍，1965年出生，金嗓鼓王骆玉笙的孙女。
我奶奶骆玉笙22岁在天津成名后，收入多，特别舍得在吃上花钱。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折成现金。
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奶奶能借就借。
剩下的钱，我爷爷说，咱都吃了吧。
从那时起，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
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店。
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直奔烤鸭店，因为去晚了要等座。
点三两烤鸭，一份芙蓉鸡片，一份烧二冬，一碗米饭。
吃饱了结账，结账时还得用粮票，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
她也爱吃海参、虾仁。
但虾仁不总有，为了吃清炒虾仁，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
天津烤鸭店对面有一家川苏菜馆，最早叫同和居，是家川菜馆，干烧鱼做得太好了，奶奶爱吃。
我小时候嫌那个鱼太辣，不吃。
长大后，就连去四川也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干烧鱼。
那时常去的还有惠中饭店后面的宏业菜馆、新华路上的和平餐厅。
和平餐厅既卖中餐也卖西餐，但他们家的西餐比不上起士林。
起士林是必去的。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在楼上吃正餐。
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奶油烤鱼归和肝泥、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
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是真的好吃。
奶奶常在下午带我去起士林楼下吃冰激凌，每周至少一次。
现在回想，那就是下午茶，当年却是对以往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
香草味奶油冰激凌两毛钱一个，巧克力冰激凌上面浇着一圈可可汁儿，两毛五。
我吃一个奶油冰激凌，奶奶就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我要是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奶奶就要一份3毛钱的水果山德，或者5毛钱的奶油慕斯，吃完就走。
在起士林总会遇到一些老人，可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或者也是退赔了财产的。
但就算是熟人，彼此也不多说话，最多点点头，感觉他们对一下眼神儿都怕被人议论。
可那种非要吃到“毛干爪净”才罢休的心态倒是挺像的。
1980年以后，奶奶常在干部俱乐部开会，如果赶上我放假，她就让我中午提前到餐厅点好菜，等她散了会，菜也做得了，吃完了她继续回去开会。
我在那儿吃过一道炸烹虾，后来再也吃不到这种水准的炸烹虾了，可能虾也不一样了。
还有一道西餐黄油鸡卷，用鸡胸肉把黄油裹起来，外面再裹一层面包渣炸熟，底下托一个炸好的面包托。
一点儿也不腻，每次我都要连面包托一起吃了。
这些年吃过的黄油鸡卷都特别腻。
奶奶对吃的要求确实挺高的。
无论吃什么，她要是咬下去觉得不好，就一口都不吃，再也不碰了。
以前水果少，甜水果更少，买一堆苹果，能有三分之一甜的就不错了。
橘子也一样。
要是买了甜橘子，一会儿奶奶就都拿她屋里去了。
西瓜打开她先看，看着半生不熟的就不吃了，要是看着还行，就问吃的人：“甜吗？”我爷爷说：“填啊，往嘴里填！”她就不吃。
“我这嘴就是吸铁石，我吃一口就吃出好坏来了。
”奶奶说。
我爷爷说：“你这属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谁让奶奶是一个对完美度要求特别高的人呢。
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她也能适应。
她吃饭最多八分饱，多好的菜，也从不暴饮暴食。
良好的身体条件，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
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穿过、戴过，什么都见过。
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但只有一样，一定要吃好。
吃好了身体才能好，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
”马小川：爷爷马三立一辈子都在琢磨包袱马三立马小川，1981年出生，马三立之孙。
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
演出前，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
因为他知道，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
说老活，观众肯定也会鼓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说新活，总觉得包袱雕琢得还不够，现场未必能火，观众未必会乐。
就因为这个，爷爷推掉了很多演出，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
像《挠挠》《写信》《查卫生》《考学》等很多单口相声，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才打磨出来的。
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我在里屋写作业，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走过去喊一声：“爷爷！”他用手揉了揉眼睛，说：“背词儿了，《十点钟开始》里面的那个贯口。
这些段子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会。
”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像《似曾相识的人》《开粥厂》《卖挂票》，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演出”。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就连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咳嗽、哪里重复，他都标记出来。
爷爷爱看话剧。
他总说，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比相声要复杂。
相声演员是本色出演，演的是自己，但话剧演员演的是别人，这是最难的。
在我小的时候，北京人艺的那些艺术家们经常来我家看望我爷爷。
尤其于是之先生，他跟我爷爷的交情很深。
爷爷最喜欢看他演的《茶馆》，对于是之先生非常敬佩，于是之先生也很欣赏我爷爷的相声。
我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他们都聊了些什么，也听不明白，看他们就像两位老神仙一样，一胖一瘦，坐在那儿说话。
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
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逗哏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
我还纳闷儿，怎么不听了？爷爷说：“人家问他了吗？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
”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太细致了。
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汇文中学一直成绩都不错，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但由于家境原因，被迫辍学改说了相声。
他并不埋怨什么，既然干了这行，就好好干。
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开始，他给自己立下了“四非”的人生格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行不可，非好不可。
”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
花五宝：天津的老园子我都唱过花五宝，本名张淑筠，1923年出生，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
我出身贫苦，自幼过继给孀居的姑母抚养。
姑母身边还有一个养女，叫张淑文，艺名花四宝，在南市的书馆里唱梅花大鼓挣钱养家，十几岁唱出了名，被报界评选为“梅花歌后”。
我常跟四姐跑场子，听她唱，也听她的唱片。
四姐嫁人后，家里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