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抄本的鉴定

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15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此处所载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抄本的鉴定[*]沈津历来都是“物以稀为贵”，古籍版本中之抄本亦然。
好的抄本定然是字体秀丽、纸墨莹洁，开卷即有悦目之感。
至于精校影写，名家手笔，那更是不言而喻。
故抄书中之风流文采，亦照映一时，后之学人，或未可及也。
在各种版本的鉴定中，当以抄本及校本为最有趣味，而亦以抄本及校本最难审别。
对于抄本的鉴定，和其他版本一样，要考虑到纸张、字体、墨色、钤印或其他方面的辅助条件，缺一不可。
只要多看、多听、多比、多问、多查，多加实践，看的东西越多，自然而然就会积累起自己的经验。
所谓多看，不仅要看名家抄本，而且也要看作伪的抄本，对真的要有较深刻的印象，因为不看真的，就不能辨伪，真的见得多了，见到假的就能够识别。
多听，即多多听取老前辈专家他们的心得体会，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在采购、编目、鉴定中，累积了许多经验，这在版本概述一类的书中是找不到的。
多问，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应提出疑问，请教懂行的专家学者，往往一经他们的指点，茅塞顿开。
多查，对于工具书、参考书的利用是不可缺少的，有了问题要查书，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抄本与刻本一样，都有规律，作伪者尽管想把伪书尽量做得逼真，但假的总是假的，其破绽在纸张、字体、墨色、钤印或其他方面总会暴露出来的。
比如说明抄本和清抄本，在字体、纸张上都确乎不同，而清初抄本和嘉庆、道光间的抄本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就目前所见到的明抄本来看，纸质多为白皮纸，时间大约在嘉靖至万历间。
《永乐大典》装帧为包背装。
如今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正本的真貌，我们只能从徐阶的记载中得知，正本的书法及装潢比副本更好。
他曾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要找这样的书写人实在太难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嘉靖间抄本，其纸张为皮纸，即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
纸质洁白柔韧，我们称之为白皮纸。
有的地区盛产竹纸，如福建的藏书家徐(火+勃)红雨楼抄书，所用纸就是竹纸。
明末抄本也多竹纸。
清抄本纸质多竹纸、毛泰纸、太史连纸。
曾见一些旧抄本，如吴骞、吴寿旸父子“拜经楼”抄书，多用毛泰。
抄本中有抄写精美，字体工整者，称为精抄本。
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陈廷敬的《午亭文编》即为林佶手写后再刊刻的。
林佶字吉人，号鹿原，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赐进士。
工书，善篆隶，尤精小楷。
林佶的手抄本传世不多见。
曾读《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内里有《红雨楼题跋》一卷，明徐（火+勃）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林佶兰諙堂抄本。
有林佶跋，又有“林佶”、“林佶之印”、“吉人之词”、“鹿原”、“直武英殿”、“鹿原林氏所藏”印。
早年我还曾见《谢幼盘文集》十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林佶抄本。
林佶喜祝允明字，他跋《鉴諟斋集选炼性录》（明石厓抄本）有云：“予最爱祝枝山书法，绝去时下纤靡之习。
”[①]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里门谈赘》不分卷，为明崇祯间抄本，书中有道光间李光猷跋，云此书“兼之书法工整，全仿董文敏，尤可宝爱也。
”又邓邦述也于此书云：“此四册书法甚美，非寻常小胥脱腕所能。
”可惜的是，此抄手写得一手董其昌，却不知姓甚名谁。
我曾在上海某藏家处见到清乾隆时古香斋抄巾箱本《古香斋鉴赏袖珍教乘法数摘要》十二卷、《古香斋鉴赏袖珍翻译名义集选》一卷，二册。
这是我见过的千余部抄本中之白眉。
古香斋为乾隆帝之斋名，其为皇子时的一处旧邸，今在故宫重华宫东庑保中殿内，殿内额曰“古香斋”。
至雍正五年（1727）大婚前，身为皇子的弘历曾在此居住，登位后将此改称为宫。
《古香斋鉴赏袖珍教乘法数摘要》十二卷、《古香斋鉴赏袖珍翻译名义集选》一卷，皆为雍正帝所编。
此书有函套，为吉祥纹仿宋锦如意函套，装潢精美，书签为洒银之纸，四边双框为手绘，未题书名，整体而观，旧气盎然。
函内书之封面则为蓝色绫面，书签为黄色，边框亦同函套之书签一样，皆手工绘制，钉书的丝线划齐匀整。
记得周叔弢先生曾为善本书总结了一个“五好”的标准，即一版刻好（字体），二纸张印刷好，三题跋好，四收藏印章好，五装潢好。
而此书除了没有题跋外，其他四条都有了。
大内所藏之书，其装潢就如同人之衣饰，衣冠整齐，仪表羡人，真所谓好一副皇家气派。
此二书用开化纸所抄，纸白如玉，薄而坚韧，细腻腴润，高雅可观，触手如新，有抚不留手之感。
开化纸，为清代最名贵之纸张，也是顶级纸中的一种，以其产于浙江开化而得名。
由于纸上常有一星半点微黄的晕点，如桃红色，故又称“桃花纸”，可谓“书中自有颜如玉”。
用开化纸所抄之书，较刷印之本更为难得，百不存一，且难窥见真貌。
这二种书会让人有“其虽为手抄，但却似雕版书之精整”的惊诧。
确实，我最初也是这么认为的。
第一次打开时，感觉此书光彩如炬，虽是抄本，但和平时所见大有不同。
我记得，我还向藏家借放大镜欲求细看，最后我是对着窗户外的光线谛审再四，足足看了一分钟，才找到是抄本的用笔依据。
我看重此书，不仅在于难得稀见珍贵，更在于此书抄写之精工，其小字细若发丝，工整雅致，安排有度，令人叹为观止。
一般之明清抄本，不管是名家所抄，还是书僮小吏执笔，都可以有端楷遒劲之态，但很难有此本之笔墨韵味。
尤其是其秀浑不俗，一气呵成，甚或是用笔的牵丝及转笔处，虽看上去墨色单一，但却能表现无穷变化。
盖其所用之笔为内廷笔工之专制。
写工使用之笔头，以柔软富有弹性为佳，蘸上墨汁后，写出的点画或粗或细，或圆或方，或刚或柔，形态万千，浑然天成。
所以，如细细审阅，您会发现全书字与字之间有收有放，布置得当，长短错综，疏密相间。
《古香斋鉴赏袖珍教乘法数摘要》卷首有“婆娑界一日月须弥三界之图”，绘图之线条，也是精严蕴藉，美不胜收，不离轨度，层次分明，殆所谓放而能蓄者。
如此之精妙之品，是藏家摩挲爱玩，手不忍释之物也。
此书钤有弘历的“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印，然并无清代乃至民国藏书家之印记及题跋。
由此可见此二书完成后一直保存在内廷，外界无从得知，甚至连《天禄琳琅书目》亦无著录。
当年收藏在故宫殿本书库中的，还有许多内府钞本，这些内府钞本都是精选当时名书法家缮写，书法端庄流利，巧夺天工，尤其是袖珍小册，蝇头小楷更似鬼斧神工。
如今两书终于又重见天日，其笔墨之幽香、纸张之洁白、书品之精美、钤印之回味、装饰之华丽，展现了皇家和民间收藏之不同的特殊华贵风韵，也是其他同类版本所无法媲美的。
钱曾遵王所钞之书，栏外有“虞山钱遵王也是园藏书”，或“钱遵王述古堂藏书”，楮墨精良，下真迹一等，仿之汲古阁毛氏钞本，亦无多让。
[②]当然也有在抄本上写有自己斋名的，如《九灵山房集》三十卷，清初御儿吕氏抄本，书口下就写有“讲习堂抄”。
只要我们多读明清藏书家的有关史实，就会了解他们的室名别号，当遇到不熟悉的室名别号时，可查阅有关工具书，如杨同福《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等。
明抄本一般可分为黑格、红格、蓝格、无格四类。
还有题作“乌丝栏抄本”, 盖乌丝栏者, 指黑界格。
按唐李肇《国史补》云: “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 谓之乌丝栏。
” 今则以纸印黑格者, 亦称乌丝栏, 而引申用之,如用朱红格纸抄写之书, 则称朱丝栏抄本, 即红格抄本。
黑格、红格较早，似应在嘉靖间，这之后蓝格日多，万历时，明代抄本中以蓝格抄本最多。
明末时以无格为多。
当然即使是明抄本，也要看书的内容价值高不高。
曾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黑格抄本《天运绍统》一卷, 明朱权撰。
朱权为明太祖第十六子, 洪武二十四年封宁王,二十六年就藩大宁, 永乐初改封南昌。
权博学多才, 除诗文史籍、诸子百家外，并及释老、卜筮、修炼等学问，又好宏奖风流，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之。
此明黑格抄本乃据明永乐刻本传抄。
明永乐刻本今仅存一部，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但蠹蚀残缺颇多，此抄本首尾俱全，楷书精写，当可补刻本之缺失。
查《明史‧艺文志》, 权有《汉唐秘史》《通鉴博论》等十馀种, 但《天运绍统》未及著录。
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明天启元年梁鼎贤刻本及明抄本二种，但从时间上来看, 都不及此黑格抄本早。
又如明黑格抄本《南城召对》一卷，为明李时撰。
李时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世宗朝入相，官至华盖殿大学士。
书之内容“世宗亲祀祈嗣坛, 时与大学士翟銮、尚书汪鈜、侍郎夏言等侍于南城御殿，召见论郊庙礼制, 兼及用人、赈灾之事。
时因录诸臣问答之词, 史称时恒召对便殿, 接膝咨询。
”此本为四库底本，流传罕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各种书目皆未著录，清代也不见重刻。
再如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此书二卷,明张孚敬撰。
张孚敬为正德十六年进士，历官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是书乃嘉靖六年九月，署都察院事侍郎张孚敬以张寅(李福达)先后狱词及上所裁定并所赐敕谕辑录成书。
此为嘉靖五年（1526）七月至六年九月，张璁、桂萼等人利用嘉靖帝朱厚熜的昏愦和专断，借李福达之狱，制造了一起株连四十余人的重大冤案。
冤案经四十年之后，直到隆庆初年才彻底得到平反。
是书当年曾印制一千七百部，又有内外各衙门翻刻，然世间却无刻本流传，所以此明蓝格抄本殆为详尽记录此案之秘籍。
孙庆添对于抄本的字体也有高见，云：“若钞录精工，则所费浩繁，虽书写不工，亦必珍之重之，留为秘本。
前辈钞录书籍，以软宋字小楷颜、柳、欧字为工，宋刻字更妙。
摹宋板字样，笔画均匀，不脱落，无遗误，乌丝行款，整齐中带生动，为至精而美备。
序跋、图章、画像，摹彷精雅，不可呆板，乃为妙手。
钞书要明于义理者，一手书写，无脱漏错误，无破体字，用墨一色，乃为最善。
若钞底本，大部书，用行书为上，草书亦可，但以不差落为主。
若字好而不明文理者，仅可印钞而已。
”抄本的字体也很有讲究，楷书多，很少有仿宋体。
明抄本字体既不似明嘉靖刻本的多扁方，也不似万历刻本的方整，而是飘逸自然，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伸张，不甚拘谨，是别具一格的书体。
清初抄本的字体也不受拘泥，挥洒自如。
乾嘉以还，抄本则多馆阁体，字体力求工整，追求圆润，较好辨认。
有的抄本，一眼望去，就会觉得字体古雅，没有火爆气，此种写手当在康乾之际，亦可见昔时一艺一物之精，非晚近人所能及。
字体中还有避讳也要注意，明抄本不避讳，清抄本则要看情况，如“玄”字不避，则为清初抄本，如“玄”字、“弘”字避，则应为清康熙、乾隆后抄本。
抄本上的钤印，也是鉴定的辅助条件之一。
以我的经验，似乎书估对于在抄本上钤上伪名家藏印的，较在刻本上要多，如书上的藏印真，则抄本的时代就距藏家时代不远，或同时，或再早些。
如清抄本中有揆叙的“谦牧堂”印，那抄本的时代则应在清初，因为揆叙为康熙宗室。
比如说上海图书馆所藏《佩玉斋类稿》十三卷,元杨翮撰。
此本有钤印“谦牧堂藏书印”、“谦牧堂书书画记”，那书之版本可作清康熙抄本。
孙庆增论《藏书之要》，其第三则为《钞录》，是一篇前人对抄本的优劣、鉴定之系统论述，直至今日仍为鉴定版本之重要参考，绝非普通爱好者泛泛之谈。
书中有云：“书之所以贵钞录者，以其便于诵读也。
历代好学之士，皆用此法。
所以有刻本，又有钞本，有底本。
底本便于改正，钞本定其字划。
于是钞录之书，比之刊刻者，更贵且重焉。
况书籍中之秘本，为当世所罕见者，非钞录则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从未有藏书之家而不奉之为至宝者也，则其道固不可不讲也。
宋人钞本最少，字划墨气古雅，纸色罗纹旧式，方为真本。
若宋纸而非宋字、宋跋，宋款而非宋纸，即系伪本。
或字样纸色墨气，无一不真，而图章不是宋镌，印色不旧，割补凑成，新旧相错，终非善本。
元人钞本亦然。
常见古人稿本，字虽草率，而笔法高雅，纸墨图章色色俱真，自当为希世之宝。
以宋、元人钞本，较之宋刻本而更难也。
明人钞本，吴门朱性甫、钱叔宝子允治手钞本最富，后归钱牧翁。
绛云焚后，仅见一二矣。
吴宽、柳佥、吴岫、孙岫、太仓王元美、昆山叶文庄、连江陈氏、嘉兴项子京、虞山赵清常、洞庭叶石君诸家钞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题跋者，方为珍重。
王雅宜、文待诏、陆师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质、王穉登、史鉴、邢参、杨仪、杨循吉、彭年、陈眉公、李日华、顾元庆、都穆、俞贞木、董文敏、赵凡夫、文三桥、湖州沈氏、宁波范氏、吴氏、金陵焦氏、桑悦、孙西川，皆有钞本甚精。
新钞，冯巳苍、冯定远、毛子晋、马人伯、陆敕先、钱遵王、毛斧季各家，俱从好底本钞录。
惟汲古阁印宋精钞，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
能继其作者，所钞甚少。
至于前朝内阁钞本，生员写校者为上。
《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百官考传》《皇明实录》等书大部者，必须嘉隆钞本方可，若内监钞本、南北监钞本，皆恶滥不堪，非所贵也。
余见叶石君钞本，校对精严，可称尽美。
钱遵王钞录书籍，装饰虽华，固不及汲古之多而精，石君之校而备也。
古人钞录书籍，俱用黄纸，后因诏诰用黄色纸，遂易以白纸。
宋、元人钞本用册式，而非汉、唐时卷轴矣。
其记跋校对，极其精细，笔墨行款，皆生动可爱。
” 在抄本中如有彩图者至佳。
郑振铎曾在日记1957年1月2日载：知平安里书贩白某，近收得明红格抄本《说岳精忠通俗演义》，有彩图。
1月4日载：到琉璃厂来熏阁，见到明红格抄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七、八、九卷一册，中有彩绘插图若干幅，索价乃为三千元，为之愕然。
[③]1940年5月11日，郑致张寿镛：“王晋卿文禄堂昨寄来周宪王《牡丹诗图》及《太古遗音》等书九册，皆明初彩绘本。
《牡丹诗图》及《太古遗音》皆有宣德刻本，然皆不附图，此附彩绘，似尤可贵，实是美术品，可作为明初绘画观。
”[④]孙庆增云：“钞本书，画图最难，用白描法，运笔古雅秀劲为主，人物画像要生动，又要清雅而端庄，方为合式。
有皇宋五彩画本《本草图经》最精工，集天下名手，着色画成。
又有白描《列女传》《孝经》等书，无出其右者。
近时钱遵王有五彩着色画本，《香奁集》、白描《卤簿图》、《营造法式》《营造正式》等书，虽弗及前人，今亦不可得矣。
所以钞录书籍，亦非易事也，识者鉴之。
”注释：[*]本文为沈津先生的未刊稿《丹铅手录掇精粹——抄本》中的一部分。
[①]《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汤蔓媛纂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版，第128页。
[②]《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瞿凤起序》，清钱曾撰，瞿凤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页。
[④]《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刘哲民、陈政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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