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荒漠绝响，无问西东（下）

“成果卓著，慰勉有加”中国西北考查团考查的地域之广阔、时间之漫长、学科之众多、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
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为人的准则。
——陈诗闻、王德民距离吐鲁番十多公里的交河故城，从空中俯瞰如一枚狭长的扁舟，矗立于30米高的台地之上。
东西两边有天然的河道相护，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都城和生土建筑群，绵延存在一千五六百年，最终毁于元察合台汗国时期。
黄文弼在科考途中 图 / 王忱提供西北科考的数年里，黄文弼踏遍塔里木盆地南部东段以外所有地区。
1928年和1930年春，他重点发掘了交河故城。
今天的来访者只能在上世纪90年代青红砖砌成的主干道和次干道上步行，旁边的生土——那些科考家们蹲守过、早年交河居民戏耍的区域，“严禁踩踏”。
目之所及，眼前依旧一片土色。
偶尔凸显在视野里的一个方框，总让人要猜测，那是汉唐官署或民居里的门，还是窗？除了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和仅有的四株野西瓜藤，交河故城寸草不生。
这两种植物不宜人类食用。
两千年前，当地人除了划舟到河道对面的陆地购买食材，最可拿来物物交换的资本便是陶器。
黄文弼在交河的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和高昌麹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具有很大价值。
也是在1930年，他在罗布泊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
研究者们都认为，黄文弼最引以为豪的，当数在罗布泊东发现土垠汉代烽遗址。
1930年4月23日，他派人四出探寻古迹，悬赏以待。
当日风沙大作，傍晚时分，焦急等待中：忽瞥一骑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猎枪横陈马脊，左手执韁，右手秉栉，踏蹀徐行，掠余帐而过。
余异之，揭帐而视，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欣喜之余、慰勉有加。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当年四五月间的两次发掘，共得六百多件文物，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七十多枚汉代木简。
“什么是汉简？”9月28日夜，新疆师大活动的与会者、龚继成的孙女龚长桥问朱玉麒。
“毛笔写在木片上的文书。
23厘米左右高，是汉代的一尺，人坐地写字够得着的尺牍。
当时篆书记事麻烦，上下延伸，一简写不了几个字，新起的隶书扁，能写更多字，欸，就改用隶书来写了。
”“两千多年的文字，今天还能读懂，好了不得。
”龚长桥慨叹。
“那是汉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帝国的旨意传达都靠文书。
虽然文牍很慢，但它有节奏。
”学语言出身的朱玉麒笑着打开了话匣子。
“汉简既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依据，也是了解边防设施、烽燧制度等等汉代文化、经济乃至阶层关系的入口，一隅反三，你会发现，西北边塞在很多方面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
”“季羡林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
”出席新疆师大活动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在此前演讲时说。
多年来，他一直做库车、和田等西域地区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致力于探讨精神文明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这，也正是对黄文弼等先人研究的继承与深入。
《黄文弼第一次蒙新考察日记》 手稿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如果说，贝格曼在科考中肩负着帮安特生验证‘西方文明（人种）说’的使命，那么黄文弼呢，他也是带着自己的意图和动机出发的？”我问朱玉麒。
“对，是有的。
他就想知道中原文化到底向西能推到什么地方。
他最开始是想证明中国文明究竟有多强大、多强势，最终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故吾人欲研究东西文明之推进，非在新疆寻觅痕迹不可，此为无可怀疑之事也。
’（黄文弼《高昌陶集·叙言》）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
就是，中西文化许多的流传痕迹，必须在新疆找到源头。
这和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是说人类文明是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
”朱玉麒接着细说：“研究史前文明最主要是通过器物，器物中最重要的是丝路沿线中的彩陶，也就是陶罐，可以看出来西方样式怎样往东传，最终被中国吸收，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怎样往西传，在吐鲁番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印证。
包括钱币，有西方压制的钱币，也有中国的孔方。
还有铜镜，中国的铜镜是圆形的，中间一个纽，西方的铜镜是带一个柄的，在新疆可以看到，东西方的器物在这里交汇。
黄文弼所做高昌的陶器文化，至今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东西文明的交汇必在吐鲁番看到。
所以，对西域文明的探索中，他从原先的国家利益出发，直至得出来一个更宏观的想法，人类文明是通过交流产生的。
在这样的过程中，黄文弼自己也成长起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科学家的形象。
西北考查团在这点上功德无量。
”几乎与黄文弼同时，贝格曼在内蒙额济纳发掘出一万多枚汉武帝至光武帝时期的居延汉简，并发现了距今近四千年的小河遗址，堪称划时代的考古发现。
居延汉简抗战时曾送到美国保存，后来全数运至台湾。
“虽说汉简发现者是瑞典人，但这批文物完整地保留在台湾，而且研究者主要是国内学者。
这一发现对于两国学术界的重要性而言也不可同日而语。
这恐怕也是贝格曼在瑞典默默无闻，而在中国名声日著的一个原因。
”专家指出。
在地质、地理、气象、古生物等各个领域，西北科考团也很快交出了令学界兴奋、世人咋舌的成果：出发才一个多月，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
当时徐旭生就估计它“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
此后，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了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
袁复礼在考察中 图 / 袁扬提供另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中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
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
”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1928年10月下旬，科考团首批团员、北大物理学系学生李宪之与德国气象学家郝德等人在铁木里克进行寒气象观测时，遇上了一次强大寒潮的侵袭。
“寒潮越过天山山脉后进入青海省西北部，把观测用的帐篷、仪器全部吹坏，风力远远超过12级以上。
”李宪之的儿子李曾中回忆，“父亲说：如果不是他亲自遭遇了这次寒潮的袭击，他也绝不会相信，来自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在穿越了上千千米的路程之后，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德国摄影师李伯冷随考察团在天山拍摄的照片底片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这次“奇遇”对李宪之的一生影响重大。
1930年李宪之与刘衍淮一起，经郝德的推荐，抵达柏林大学学习深造。
5年后，他的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发表。
利用当时极为稀少的资料，在分析了25次个例的基础之上，李宪之找出了寒潮侵袭东亚地区的几条主要路径，指出：侵袭东亚的强烈冷空气，可以从北极地区越过亚洲，穿过赤道，一直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在那里形成特大暴雨。
这一发现突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赤道无风带的学说，开辟了两个半球天气系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新纪元，引起气象学界的轰动与质疑，几十年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考查团的实地考查，解决了当时国际地理学界争论不休的罗布泊位置问题，证明了罗布泊是随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变位置的迁移湖。
这是斯文·赫定的重要学术贡献。
陈宗器亦以实地考查的有力证据，提出了交替湖的观点，他也成为中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
1929年12月，李宪之（左三）、袁复礼（右三）、黄文弼（右二）、刘衍淮（右一） 在乌鲁木齐 图 / 王忱提供最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全部考查采集品留在中国。
当徐炳昶1929年与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在北平、南京各大学作考查演讲时，受到学术界空前热情的欢迎。
《大公报》报道说，“楼上楼下均无隙地，听众踊跃情况为历来集会所未有”，“唤起学术界之倾倒。
”在黄纪苏看来，对于祖父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立功立德立言比其他一切更为重要，“他们写文字，都是‘中国之学术，端赖我辈’这种字眼，自我期许很高，都是在各自的领域要干出点什么来，能留下一些超越有限生命的、不朽的东西。
所以戈壁荒滩苦不堪言，但在他们眼里，都是学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他们希望能加入冥冥之中古往今来那支高贵的队伍，那所有这些苦难就都不是畏途，而是有收获的长征了。
”西北科学考查团首任团长徐炳昶因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
此外，地质学家袁复礼也以其在古生物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学术争胜与捍卫主权中欧间这种善意的、友谊的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快愉的泉源；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斯文·赫定《长征记》某种意义上，一步一步西去的科考团，亦不乏争胜意味。
李希霍芬说过：“中国的文人性情懒，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所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
”一开始，团队中的德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没看见过中国人5个人一起唱过歌”（德国谚语，意为“一盘散沙”）。
中国人心里自然暗暗较劲，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
1927年7月，贝格曼在白云敖包发现了1300件石器，斯文·赫定为此还发了他25元奖金，徐炳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文弼，还说自己担心这次考查中，中国学者的考古成果会不如外国人。
黄文弼则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最终结果要在将来定。
积极的竞争自会促发良性的结果。
除了赫定和拉尔生等个别几位，年龄最大的徐炳昶也只有39岁。
科学无国界，年轻人很快就混熟了。
郝德发现，他的几名中国学生既聪明又勤奋好学，文化知识功底扎实更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悔当初没带上8名学生。
”赫定休息时也常去学生的帐篷，每次都看到“桌子”（木箱）上的书是摊开的，有气象学、德语辞典等，他们已开始学习德语，财务总管米纶威成了他们的老师，有的还向赫定学习作路线图，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
徐炳昶 图 / 王忱提供徐炳昶不顾旅途劳累，经常在烛光下翻阅历代典籍，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中的地理志，以及《西域图志》、《新疆图志》、《圣武记》、《蒙古游牧记》等书，详细查找所经地区的有关资料，以指导考查，特别是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
赫定感叹：“真没想到中国有这样好的学者，要是只是我一个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淖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我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都能知道我所愿知的一切。
”学术交流与较量之外，为国争利争权被视为当然之使命。
黄文弼在蒙新日记一开篇便写明：参与考查活动目的主要在两方面：“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查科学。
”民间学者李寻在《黄文弼的多重意义》一文里点明，黄文弼的一大特点就是“轴”。
读书肯下死工夫，做人做事也认死理儿，认真到了极端的程度，安排给他的任务，哪怕只有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他都会当成泰山般重大的责任去完成，这种性格特点让他成了考查团中唯一和斯文·赫定“死磕”的“冤家”。
对祖父的倔，黄纪苏并不避讳。
“他是湖北人，属于北人中的南人，固执。
”黄纪苏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读《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李寻说，很容易发现作者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紧张感，似乎每时每地都在为捍卫祖国的尊严而战斗。
1927年6月，考查团驻地来了一个流动的花鼓戏班子，当时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下令禁止表演这类可能含有下流歌词的节目，以图改良社会风俗。
黄文弼建议团长徐炳昶不让戏团表演，但徐以为，反正外国人听不懂，唱就唱吧。
随行的摄影师将表演拍成了电影，说是将来带到海外放映。
黄文弼深以为耻，认为这是在刻意暴露中国民族落后的那一方面，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愤懑。
“徐先生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委婉一些，会更开阔一些。
黄文弼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不能张扬我们的缺陷。
而徐炳昶认为作为民俗资料是可以留下来的。
最后是听了徐旭生的，这个东西拍了下来。
但是黄文弼是义愤填膺地认为要表达我们的立场。
”朱玉麒说。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尊严方面，中国团员“寸土不让”。
一次露营时，斯文·赫定随手将瑞典国旗插到沙丘上，黄文弼看到，立即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一边说一边拔掉瑞典国旗。
“包括在当时的军事敏感期，航线不能开放给外国人这一点，所有中方团员是有共识的。
”朱玉麒指出。
夹着笤帚的背影世俗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
可是无论外界的社会如何跌宕起伏，都对自己真诚，坚守原则。
内心没有了杂念和疑问，才能勇往直前。
——电影《无问西东》一次筚路蓝缕的西北科考，奠定了其中数位成员在相关学术界的开创者地位，也改变了某些人的事业轨迹。
徐炳昶，曾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教务长。
1927-1929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首任团长，协调和组织能力受到赫定高度称赞，团员爱戴。
受此次考查影响，他此后研究方向转为考古，在探索夏文化方面有开创之功 图 / 王忱提供除了黄文弼的事业彻底由宋明理学和目录学转为考古学外，曾经和“古史辨运动”进行学术论争的重要学者之一、西北科考团首任中方团长徐炳昶，学术道路也从哲学转入考古和史学研究。
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炳昶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袁复礼等先生在此后的教学生涯里经常给学生讲起西北科考的经历，许多学生深受触动和鼓舞，萌发了对西北的向往。
譬如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就曾在西南联大地质系师从袁复礼。
当时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国家急需石油、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号召国人大力开发大西北。
陈梦熊受此感召及先生的影响，毕业后毅然投身西北地质调查与研究。
陈梦熊曾经回忆那段求学时光：“袁复礼教授帯领我们到昆明以北二村开展过一次野外实习。
那次实习，我们找到了古生界大部分地层，还采集到了三叶虫、笔石、蚌壳类化石及鱼化石。
最大的收获就是袁教授带领大家学会了怎样用罗盘测路线图。
这个方法，是袁教授以前在新疆考查时用来绘制路线地质图的。
”后来陈梦熊毕业后来到甘肃工作。
虽然没有准确的地形图，但凭着从袁复礼那里学到的方法，陈梦熊很好地完成了地质图的测量调查。
但与外方接触这段过往，则成了此后档案里的“雷区”。
旅居美国的龚长桥记得，小时候住在上海，帮祖母烧照片，“长大才知道好多是科考的，那时不太明白。
”2004年，一次偶然机会，朋友寄给她一本《游移的湖》，她看了十分激动。
渐渐接触到了西北科考这段历史，也慢慢认识了王忱、陈雅丹等人。
“后来我老在想，祖父龚继成45岁的短暂生命，居然活出了西北（绥新公路）考查和滇缅公路修建两段精彩的人生，太了不起了！”“可是后来，怎么就没人理、不让提（这段历史）了呢？”参加刘衍淮遗物捐赠仪式的前夜，她问同桌的前辈、年过八旬的袁刚（袁复礼二女儿）。
“后来就不能说了呀！”头发银白的袁刚回答。
“哦，不能和帝国主义合作！帮凶！对吧？”龚长桥做着往桌子锤拳头的动作。
11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九辰参与了针对西北科考团的课题研究组。
关于中科院接收原“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经过，她的调研结果是：50年代初，国家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我国政治上朝苏联一边倒，对西方学者的看法也多了一层意识形态偏见，来华的西方学者基本被视为“文化侵略分子”。
和西方的科技合作当然也是不好的事情，甚至有与西方勾结的嫌疑，因此当时的评语就不免偏颇。
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其组织极散漫，故参加的人曾有许多位，但始终没有专人负其责的。
”最后有如下结论性意见：“由此可见，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发掘采集的资料，大部分已丧失或存在国外。
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的动机是好的，是想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但可惜结果依然是与帝国主义妥协的。
”在近年关于西北科考团的评价中，时常诟病的一点是：中国方面，在考查结束后，出版成果零散，在国际上影响较小。
“至今,国内也没有整理出一份考查团成果的完整目录。
”而反观瑞方，从1937年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外方成员将研究成果汇集，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
袁复礼晚年 图 / 袁扬提供张九辰表示，中国方面“生不逢时”：结束野外工作后不久, 中国社会即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
多年的战争不但影响了考查团的后续工作, 甚至连野外获得的资料也多有散失：袁复礼考查收集的17箱标本在抗日战争中自北京南运途中皆遗失（其他植物化石和爬行类动物化石，后分别送斯行健和杨钟健教授研究）。
郝德主编的《西北气象考查报告》第三卷在二战中毁于布雷斯劳遭受的盟军炮火，“考查团数十人跋涉万里，辛劳累年，耗金巨万，所换来的完整气象观测结果，遭遇空前浩劫，从此胎死腹中，永无问世希望。
”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环境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没能给予考查团充分的肯定。
1950年底，85岁的斯文·赫定致函黄汲清，打听他的中国朋友陈宗器的下落。
黄汲清将此信转交给正在中科院办公厅工作的陈宗器。
陈宗器没有回信, 但在后来“向组织交待的自传里”提到了此事。
“那个年代，和国外通信就是‘里通外国’，父亲哪里敢？”陈雅丹说。
陈宗器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斯文”，但直到他去世前的1960年代, 他的子女从来听不到父亲关于赫定、罗布泊的只言片语。
第二批科考成员、气象学家胡振铎的经历让人唏嘘。
1931年，他受竺可桢推荐和派遣，任气象助理员赴内蒙参加考查。
1951年开始整风，曾担任甘肃省气象所所长、西北气象管理处干部的胡振铎被管制审查。
审查结束，因为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段“重要历史”，胡振铎被认为“不宜在军中工作”，被清洗出军队。
为了生活，他到兰州市日杂公司工作，因为算盘打得好，一直到76岁时还担任会计。
10年之后，81岁的胡振铎才落实政策。
“一位优秀的气象学者，后半生却与他的学术毫无关系！”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的“西北科考团进疆90周年”研讨发言中，袁刚大声喊出。
《徐旭生西游日记》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徐十周回忆说，爷爷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他小时候看过，也谈不上仔细（兴趣不在这里）。
“就记得他手头总是拿起一本书就看，还保持着看古书、点句读的习惯。
当时家里的书只有毛选，偷偷换一本他也能继续看下去。
因为是‘文革’时期，家里人（尤其第三代）对于这段历史躲都躲不及，更不要说了解。
详细的细节，只能后来向姑姑王忱讨教了。
据说考古所一度想写一些东西，来总结那一段历史，后来也不得不搁置。
”在北京，我拜访了社科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员王世民。
时任考古所行政秘书的王世民曾在黄文弼最后的岁月里与他共事。
“黄老的家到办公室就隔着200米。
他身体不好，肺心病，还爱抽烟。
花呢毛料衣服上，老有烟灰往下掉。
200米的路，他每次来要喘半天，嘴里还喷药，皮囊插在喉管。
1966年考古所搞‘牛鬼蛇神游园’，所里150人，游园30人。
不知什么人传闻黄老一天吃一只鸡，给他头戴纸帽子插鸡毛。
他受了惊吓，神魂颠倒。
写检查，还进错了屋子。
”黄文弼的孙女黄晓洪回忆，夏鼐被打成“走资派”，爷爷和同在一个所里的徐炳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12月17日，爷爷还能自己上厕所。
奶奶给熬了营养汤，他喝不下去。
第二天，他就走了。
我记得那是个飘着雪花的阴天。
徐炳昶先生过来看我爷爷，徐老先生很魁梧，头发白，留个长胡子。
他没有说什么，匆匆来，又匆匆走了。
但他夹着笤帚（被打倒后罚扫厕所和院子）离开的那个背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新疆师大会场，黄晓洪讲完这段往事，全场鸦雀无声。
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为捐赠科学家资料的三位后人代表颁发证书。
左起：袁复礼女儿袁刚、新疆师大党委书记巫文武、黄文弼孙女黄蓉蓉、刘衍淮女儿刘美丽 图 / 刘新打捞与纠错，合作与独立过去我们的世界史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我们的中国史是中国中心论的中国史，因此，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文明被边缘化，或者说被忘记了。
现在通过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即平等地看到欧洲、中国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相互作用，以全球化的观点理解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往史。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 荣新江1985年，王忱的弟弟、徐十周父亲徐桂伦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一则图片说明写道：“白云鄂博铁矿是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1927年随外国考查团西行时发现的。
”姐弟俩顿感诧异。
他们从小就听母亲讲父亲深入西北腹地科考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后，人们怎么会把中瑞联合考查团当成外国考查团了呢？王忱发现，这条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