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马未都评说中国古代门窗NO.5

马未都，1955年3月22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成，收藏家、古董鉴赏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主讲系列节目《马未都说收藏》。
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观复博物馆创办人及现任馆长。
门窗的美学意义先读唐诗人杜甫(712-770年)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广德二年(764年)作于成都草堂：两个黄路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门窗自魏晋起屡屡入诗，人们开始注重其美学意义。
魏晋时期，中国古代美学观走向自觉，风格一词就产生于此时。
有意识地追求生活中的美学意义，魏晋开创先河。
这一时期，主观上出现了美学生成发展的条件。
不满现实的文人隐士，具备悲剧玄妙的人文精神，强调“品”。
凡格调、风貌、行为、道德、思想、情感，无不笼罩在文人们的品评之下，辨明优劣；客观上席地坐转化为垂足坐，建筑内部空间的视觉布局改变，门窗的进化，使政途危殆的文人在居室园林中发现和寻求生命的乐趣和意义。
汉唐之间，国家虽纷乱无序，但思想活跃，人オ辈出。
王羲之(321-379年)、顾恺之(345-406年)、陶渊明(365-427年)、谢灵运(385-433年)、谢眺(464-499年)、刘勰(465一532年)以及千古留名的竹林七贤:阮籍(210-263年)、嵇康(224一263年)、向秀(227-272年)、刘伶(?)、阮咸(?)、王戎(234-305年)、山涛(205-283年)，均为魏晋时期乃至中国美学史上的一流名家。
魏晋时期的美学形成意义深远，领域广泛，当时的文学，包括诗歌、书法、绘画、音乐、园林、建筑，都在优秀的文人隐士的人格理想中诞生，并对后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样繁荣的背景，落实到建筑之中，再落实到门窗之下，恐为今人难以想见。
但无可争议的是，闲逸的生活追求使魏人逐渐注重建筑的重要构件——门窗。
门窗自魏晋至隋唐，面积逐渐加大，内容逐渐丰富，至北宋刊行《营造法式》，花式繁多，功能齐全。
中国古代门窗在建筑中的地位是逐渐提高的，美学意义也是逐渐凸显的。
门窗的安排开始决定着建筑风格和造型。
更多的时候，装饰功能开始重于实用功能。
这是一个美学上的飞跃，审美的陪衬上升至审美的主体，中华文明的文脉性显露无遗。
2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建筑外部轮廓的特征之一——前面玲珑木质之屋身。
屋顶与台基间乃立面主要之中部，无论中国建筑物之外表若何魁伟，此段正面之表现仍为并立之木质楹柱与玲珑之窗户相间而成，鲜用墙壁。
左右两面如为山墙，则又少有开窗辟门者。
厚墙开辟窗洞之法，除箭楼仓廒等特殊建筑外，不常见于殿堂，与垒石之建筑状貌大异。
梁思成先生所指特征为明清两代古建筑的特征，再早的建筑往往正面有墙，少则是槛墙，多则仅两窗嵌于墙面，形成窗洞。
尤其北宋以前的建筑，大都是这样。
把建筑正面的砖墙除去，代之以正面隔扇门，是明清建筑的惯例。
这时的建筑，体现了中国筑墙不承重的特点，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木质材料带来的视觉美感。
无髹漆与否，木质的隔扇门作为建筑正面的装饰都显出质感的统一；排列的隔扇同时又呈现一种韵律。
在立柱之间，尤其图案化的隔扇格心，变幻多端，强调视觉感受。
在建筑正面全部设置成排的隔扇门，还有一个不易被常人觉察的优点，即把建筑外的空间引入建筑内的空间，扩大觉效果，提高视觉享受。
明清建筑，无论官式还是民居，一般都是四合式的，自己相对有一封闭的空间。
一旦需要，打开成排的隔扇门，即刻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连成一体，毫无界限之感。
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建筑以小博大，优于西方古代建筑。
西方建筑的门窗功能分工明确，而且固定，无法完成上述行为。
中国古代建筑在门窗领城的一大发明就是出现了隔扇，它既是门又是窗，二者功能合一又毫不造作。
尤其古建筑的正面，玲珑剔透的隔扇可随心所欲设计，简繁俗雅，全凭主人兴趣。
这就为古人提供了各种审美的直接机会，使门窗的多种风格流行起来。
门窗开朗敞亮，尽收景观风物。
景框之美，沿袭魏晋以来士大夫的追求。
气息流通，景观互借，构成中国古建筑内外交融，使审美过程完全控制在设计者的意图之中。
建筑的室内，强调情绪氛围，建筑的外观，把握整体尊严；通透不隔的门窗，成为古代建筑精神展示中最重要的手段。
3中华民族是尊南的民族。
以面向南为尊位，王之位南向。
“圣人面南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易·说卦》)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又由于北方寒冷恶劣的气候对早期人类生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中华民族自古尊崇南方。
汉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作四组，称之四灵，他们是：东方之神——青龙、南方之神——朱雀、西方之神——白虎，北方之神——玄武。
太阳由南普照，朱雀以其鲜红热烈的颜色把握南方。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以青红白黑四色代表，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
汉人认为四灵为吉祥之保护神，《礼·由礼上》载：“行，前朱鸟(雀)而后玄式，左青龙而右白虎。
”这说明了古人极清晰的方向感，南方为上。
古代发明了指南车，最早用于战争，无论轮子转向哪边，车上的木头人的手永远指向南方。
指北针是西方人的概念，而古代中国把它称之为司南。
另外，古代的中国地图与现在的地图方位正好相反，上方为南，因为上方是最重要的方位。
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的尊南习俗与情结。
影响到建筑，凡古代正规建筑的总体方向都是坐北朝南的。
这在符合科学道理的同时，也符合中国人尊南的习俗。
朝南设置的门窗，除实用外，若从室内观望窗棂，逆光使其一日多变，美不胜收。
光与影在文人和工匠设计的门窗格心大显身手，不同的条件将原本不变的门窗演变得变幻多端。
早晨的朝阳，因为倾斜照射，把窗棂的厚度夸张，阴影拉长，使室内透光减少，幽暗产生了静谧之美；正午的阳光，与窗棂呈直角照射，完全勾勒出窗棂图案造型，使透光率达到峰值，这时的门窗图案没有了朦胧，透露出朴实之美。
4古人在设计房室时有“光厅暗房”之说。
意思是厅堂要豁亮，卧房书房等要幽暗一些。
厅堂的重要性除去待客，更多的是生活礼仪。
封建社会的伦理观，是将生活内容与道德结合，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约束。
这种约束落实到建筑内部，则变成了固定的模式。
厅堂内三面可拆的隔扇，上面所装饰的文化内容，一方面显示主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展示主人的审美。
贵族的审美。
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贵族大都来自于宫廷，他们的审美深受帝王思想影响，惟我独尊，龙纹盛行，代表天子万年。
这部分审美注重地位、注重等级，以显示皇权的尊严。
文人的审美。
科举制的诞生，使文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中地位崇高。
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数次与商品经济发展失之交臂。
文人看不起商业，以其清高的心态把生活中的雅俗划分开来，泾渭分明。
文人的审美主张个人感受，强调个性而从不同流合污。
商人的审美。
这是最世俗也最广泛的审美阶层。
他们把日常生活的审美完全变成追求感官的愉悦，而这种感官愉悦又极为立体，由视觉传导大脑之中，把忠孝仁义、荣华富贵等理念具体化，借古喻今、借景生情。
单纯的商人审美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最大，故存世作品也最多。
工匠的审美。
这一阶层的审美完全依赖上述几种审美，自己本无自主权。
但从大量作品中又发现，工匠对美的理解在于自身的修养。
古代工匠中在世代沿袭的手艺中，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或多或少地对艺术构成有所感悟，悟性高低会直接反映手艺之中。
工匠的审美在迎合中发挥，极尽所能。
5古人对居室中的门窗设置要求很严格，形制、内容、颜色、位置，都非常重要，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一室庐篇对门窗均有极具体的要求：“门，用木为格，以湘妃竹横斜钉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
两傍用板为春帖，必随意取唐联佳者刻于上……窗，用木为粗格，中设细条三眼，眼方二寸，不可过大。
窗下填板尺许，佛楼禅室，间用菱花及象眼者。
窗忌用六，或二或三或四，随宜用之。
室高，上可用横窗一扇，下用低槛承之。
俱钉明瓦，或以纸糊，不可用绛素纱及梅花簟。
”他在这一卷末总结道：“总之，随方制像，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
”文震亨以一个文人雅士的眼光要求居室的陈设风格，朴素成为他个人审美的基调。
仅以此门窗上的透光媒介为例，只允许在明瓦与纸之间选择，而纱与竹席(簟)因花巧太俗。
明瓦是一种半透明的牡蛎片，人工磨制两成，明清江南门窗时用。
文人的审美心态大都崇尚简约，痛忌繁缛；而商人常常与之相反，喜爱华丽，对抗朴素。
明清两代的门窗简约与繁缛共生，华丽与朴素并存。
社会的多样需求，是门窗风格迥异的基础。
这一点也与明式家具相同，明式家具的极端有通体光素不琢一刀者，亦有通体满饰雕花不留空地者，在美学意义上，两者并无高下之分。
6清康熙十年(1671年)，李渔的《闲情偶寄》首次印行。
李渔(1610-1680年)，字笠鸿，后字笠翁，浙江兰溪人。
他一生都在江浙度过，学识渊博，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
他精通戏剧小说，一生勤奋。
《闲情偶寄》是其一部综合性理论著作，在中国美学著作占有一席之地。
此书分八部，在《居室部》中，他认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
”李渔说:“窗棂以明透为先，栏杆以玲珑为主。
然此皆属第二义；具首重者，只在一字之坚，坚而后论工拙。
”李渔所言的这一实用的美学原则，正是明清门窗所遵循的原则。
无论攒斗、攒插、插接、雕镂，工匠们都把坚固放在首位，如门窗不坚，又何谈美？李渔批评说：“常有穷工极巧以求尽善，乃不逾时而失头堕趾。
”这种辨证关系，被文人明确，成为工匠施工准则。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明清门窗遗存的精神内核。
在这一精神内核下，追求门窗的和谐、精致、美观，成为历代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的自觉行为。
他们把这种行为演变为生活的乐趣，同时在向世人展示着生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