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证明“我爹是我爹”的嘉靖皇帝，在怀柔留下这通圣谕碑

办公室窗口外，隔着条马路正对着怀柔三小的大门，那里有三株古槐，枝繁叶茂，绿荫匝地。
早晚间，那些上下学的小学生排着队伍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熙熙攘攘，穿行于此。
上课时的琅琅读书声和课间学生的欢乐嬉戏之声透过门窗不绝于耳。
这所学校所在之地颇为有名，追溯其渊源，早在明代洪武年间即为怀柔的文庙。
文庙是怀柔首批建筑在古代，文庙是文人墨士祭祀参拜“大成至圣先师”的场所，一方面发挥着礼制的作用，一方面发挥着教化的作用。
清康熙《怀柔县志》记载：“怀柔县旧有土城，甚大，创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
”文庙和县署是明初同时修建的首批建筑，距今已有641年。
又载：“文庙在察院东，大成殿三间，东西庑各三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一座，泮池周围七丈，上跨一桥。
启圣祠三间在大成殿后。
”文庙选址很重要。
怀柔的文庙位于县署东侧，即县城的中心位置，可见当时对儒学的重视。
按照地方文庙规制，怀柔文庙建有三进院落。
文庙正门为牌楼式的“棂星门”，彩画鲜艳，大门中上方书“棂星门”三字。
稍后就是泮池，建有汉白玉两孔小石桥，清末民初，桥两侧仍有莲花池，池水里有红色的鲤鱼。
池后是3间“戟门”，中间为门道。
二进院大殿前的东西两侧各有厢房6间，内设72贤人的牌位。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殿内正中供奉着孔子画像，上方高悬“万世师表”金匾；殿下为石条台基，三尺多高，殿前大院宽敞，用于春、秋两祭活动。
大成殿前有古柏三株，殿后为启圣祠，院左右的石碑上刻有古代教育家的事迹。
文庙东侧院是文昌祠、明伦堂。
明伦堂是县学的主体，有正殿5间，仪门一座，大门3间，存心、养性斋5间，敬一亭在文昌祠后，亭北建有木制两层戏楼一座，两侧有耳房各1间。
名宦祠在文庙门内东侧，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有房3间。
祠内祭祀着包括西汉时期的李广和东汉时期的吴汉、郭伋、张堪，以及清代于成龙等30多位著名官宦。
乡贤祠在文庙门内西侧，祠中奉祀着盖延、王梁、成德等数十位出自怀柔及周边的贤良官宦。
怀柔文庙、县学自建成后，曾多次修缮。
明成化六年，重修明伦堂；万历二十一年，增建泮池，天启三年重修；崇祯二年重修棂星门、龙凤壁；崇祯四年又大规模修葺，扩建了东西厢、戟门，重修了启圣祠、明伦堂、敬一亭、仪门等设施；康熙六十年，再次重建了明伦堂。
本属于文庙重要设施的“魁星楼”在明代一直未建，直至清康熙中期才建好。
各地文庙的魁星楼一般都建在棂星门的对面，不会远离文庙大门。
可怀柔文庙的魁星楼却建在了位于城东南角的城墙上，魁星楼门朝西北方向，与棂星门遥遥相望。
另一处与文庙相关的建筑，是与棂星门隔路相对的“桂杏连云坊”，此牌楼3间，横跨街口，瓦木结构，飞檐斗拱，绚丽多彩，以此鼓励学子平步青云。
文庙是传统社会的礼制性建筑，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产物。
明代之时，怀柔的文庙与县学分设，至清代合二为一。
清代以后，怀柔的文庙就是县学的代称。
试想当年，怀柔文庙建筑宏伟，结构严谨，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为怀柔古城增添了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可惜的是，怀柔文庙建筑群从民国开始，逐渐毁弃。
三株古槐饱经沧桑每当人们在怀柔府前街漫步，见到躯干苍劲的三株古槐时，都不禁放慢脚步，感慨于它的悠久历史和与众不同。
三株古槐历尽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8.5米，胸径1.2米，依旧叶茂枝繁。
仔细阅读树下石上的铭文，可知古槐是怀柔文庙故址的唯一遗存。
它是古城的标志，是历史的记忆。
怀柔文庙旧址的槐树 摄影：于书文600年前的明代，官民在创建文庙时，刻意在大门外手植了三株槐树。
为什么栽植的是槐树？为什么仅栽植三株？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寓意，饱含着美好的心愿。
《周礼·秋官·朝士》载:“面三槐，三公位焉。
”3000年前的周代，周天子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太师、太傅、太保在朝拜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
后人便以三槐比喻三公之官位。
在文庙栽植槐树，预示着学生可以在科考中金榜题名。
所以，当人们栽植下槐树时，也就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此。
与三槐的意蕴相似，怀柔文庙的泮池也有一段故事。
泮池是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
池中养鲤，池上有桥，寓意鲤鱼跳龙门。
泮池是文庙学宫所特有的标志性建筑。
但怀柔文庙自建成后至明万历初的200多年间，一直未建泮池。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新任知县蒋守浩上任后，惊讶于文庙设施的不完善，于是捐俸集资，在棂星门与戟门之间，修建了周长约20米、深约3米的泮池。
泮池上建有三座两孔石拱桥，汉白玉栏杆，十分精美。
可巧，当年秋天，怀柔在秋闱科考时就考中一位举人，这位举人就是见诸于《怀柔县志》的钟大相。
由此，古槐绿荫下的文庙“泮池”，被认为充满灵气。
特别是其精美的设计与美好的寓意，广为称道。
“三槐只许三公面，作记名堂有几家。
”怀揣着美好希望的三槐梦，作为庙学合一的怀柔文庙，从创办之日起，就设儒学，办学堂，直至明末清初，文脉澎湃不息。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任知县吴景果曾在县署前创办义学，名为“温阳书院”。
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殿试二甲进士万廷兰被选为顺天府怀柔县知县。
当时怀柔乃一山城小县，历任官员创办官学不成。
万廷兰上任后，先垫俸金300两，延招老成士绅主事。
5个月后，官学终于办成。
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清末廪生、怀柔本地人张赞臣艰苦劝学、募捐，用文庙、明伦堂、文昌祠等办起文庙小学。
后来，随着学生的增多，原有殿堂不够用，就被拆掉，在原址盖成排子房当教室。
石碑折射“大礼议”之争三槐之外，文庙是否还留有其他遗迹？文庙故址现为怀柔三小，校内西侧教学楼前有一大一小两通石碑，是当年文庙的遗物。
右面的石碑碑身高大，高约180厘米，宽70厘米；石质细腻，白中泛青。
碑首雕刻着卷首龙纹，龙腾云涌，极为生动，且雕刻精致，瑰丽庄严。
碑首正中楷书题额“圣谕”，碑身正面的碑文虽漫漶不清，但仔细辨认，仍能看出落款标注“嘉靖九年十一月”，此碑当为嘉靖圣谕碑。
嘉靖圣谕碑这通石碑是在前些年整修街道时，从院墙外的地里挖掘出来的。
对于碑文中的内容，真正知道其来历的人并不多。
何新华的《嘉靖圣御碑——“大礼仪之争”下的一个缩影》对这通石碑有详细介绍。
“圣谕碑”中记载的嘉靖皇帝关于是否改孔子名号的言语，竟与嘉靖朝著名的历史事件——“大礼议”之争密切相关。
所谓“大礼议”之争，指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死后，因无子嗣而由其堂弟朱厚熜即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
即位伊始，嘉靖皇帝即令礼官集议崇祀已故父王兴献王的典礼。
而朝中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认为嘉靖皇帝应该尊明孝宗为父，尊自己亲生父亲为叔父，君臣间围绕嘉靖帝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及修正礼议典籍等进行的论争长达持续多年。
“圣谕碑”立碑之年为明嘉靖九年（1530年），这一年《祀仪成典》奉敕而修，总裁官张璁三次上疏，认为孔子祀典过于紊乱，并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
要求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不称王，改大成殿为先师庙。
嘉靖皇帝也认为“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汉平帝始也，王拜于帝，僭也”。
孔子作为师表，称王不合适，是僭越。
群臣则认为改革违背了历朝历代祭祀孔子的固有礼制。
这也就是《嘉靖圣谕碑》中嘉靖皇帝责备群臣的原因。
嘉靖帝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他在位45年，早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是明朝中后期颇有作为的一位中兴之主。
嘉靖皇帝为了证明“我爹是我爹”，和群臣展开“大礼议”之争，并大刀阔斧地修订礼法，不厌其烦地修改、制定各种制度。
一通石碑的背后，竟隐藏着明代错综复杂的一段历史。
“嘉靖圣谕碑”旁边竖立着另一通石碑，俗称“下马碑”，宽约30厘米，高约1.5米，上有文字“奉旨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雕刻技艺十分精湛，字体深峻，线条有力。
下马碑原在棂星门旁。
古代孔子地位极高，文庙外设立此碑，以示对文化、知识和教育的尊重，当然也是表示对文圣孔子的尊重。
一般的下马碑只是镌刻“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而怀柔文庙下马碑上的文字却多了“奉旨”二字，是否显得繁冗多余呢？其实不然。
当时，怀柔知县仅仅是个七品官，城内却驻守有六部所属的品级很高的官员。
“奉旨”是奉皇帝的旨意行事，没有了下对上指手画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