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识得我的今生，却不知我的过往｜马未都评说中国古代门窗

本文摘自马未都著《中国古代门窗》 马未都，1955年3月22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成，收藏家、古董鉴赏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主讲系列节目《马未都说收藏》。
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观复博物馆创办人及现任馆长。
中国古代门窗作者：马未都中国古代居室以门窗为界，划定实用的空同，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对此就有精辟论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一为“制”），无之以为用，（《道德经》第十一章）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盖房建室看得见的实体提供的只是物质条件，看不见的空间才是有用的。
古人对建筑空间的认识至此上升到理论。
古人营造房屋，考虑到门窗功能时，实用为先。
门为出入用，按一般理解，一指出入口，二指出入口上用作开关的设备。
《说文》解释:“闻也。
从二户，象形”，窗为通风用，一般理解为设在房屋顶上成壁上用以透光通风的口子，大多有窗扇，《说文》分得很清楚：“在墙曰牖，在屋曰囱，象形。
”以上仅为门窗的原始功能。
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历史上发生过根本变化、席地坐和垂足坐是人类起居方式两种基本形态。
席地坐以日本、印度为代表，而欧洲人则一直垂足坐。
坐的形式决定了起居方式。
两大起居体系是研究人生活的基础点，中国古人由席地坐过渡到垂足坐，隋唐时期是其分界线。
商周至秦汉时期、席与筵是最重要的家具。
它承载了卧、坐、承等多种功能。
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席地西坐，尽管战国以后出现了床，但高也不过20余厘米，早期的这种生活方式给后世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至今几乎与席筵两字相关的词组都没能摆脱它的本义。
比如“筵席”，专指宴饮时陈设的座位，由此可见，席地而坐的古人把席筵又当坐具（凳）又当承具（桌）。
又比如“席位”、“主席”等，都表明了席地坐的起居方式给中国人影响之深。
魏晋以后，佛教的传入以及西北游牧民族的内迁，使国人注意到他们的起居方式——垂足而坐。
胡床和椅的出现，提高了国人的视野，家具的分工开始明确，高型家具兴起，随之而来的居室空间逐渐增高，到了隋唐，家具彻底变革，席地坐的起居方式渐渐剩下残留形式，而垂足坐的起居方式开始主导了中国人的生活。
这时的家具，庋具(柜箱类)迅速增加，至宋，家具形制大大发展。
坐具(椅凳类)、卧具(床榻类)、承具(桌案类)、庋具(柜架类)等主要家具品种与今天的家具无本质区别，基本定型。
中国人起居方式的演变，导致建筑空间的演变。
尤其建筑实体空间，由于增高而显得宽阔敞亮，内檐装修也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步讲究起来，强调功能与美观。
这些均与建筑有关。
秦汉时期的官制建筑高大，但门窗较小，尤其窗的形式以横窗、方窗为主，通风重于采光。
汉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脱履制度严格，入室须席地而坐，故床榻处为待客中心。
秦汉时门窗功能不发达，屋内就需要幔帐遮挡，以避风寒，遮挡视线，这种屋内的功能性的装饰，在汉朝十分普遍，《汉书・高帝纪下》中有名句“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形象生动，致使“运筹帷幄”一词成为成语，至今仍在使用。
魏晋时期，中国再度处于分裂局面，政治上的混乱，使士大夫们索性运离政治，倜傥风流，追求自由解放，放肆热情，这时期的艺术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著名的竹林七贤就是这个时期的活跃人物，他们道求生活节奏的舒缓，体味生活内容的细腻，以牛车代步的魏晋人，与骑马驰骋疆场的汉朝人，内心世界里有着天壤之别。
魏晋士大夫审美矫情，讲究从容欣赏景观，体会细微的内心感受。
陶渊明(365-427年)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知足常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代表着这一阶层的生活状态。
中国古代建筑在这一时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大面积的直棂窗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并悬挂竹帘，这种建筑上的更新，把人的视线由室内引向室外，又由于窗与帘的若有若无的隔离，使得室内景观朦胧有致，满足了士大夫玄虚自许的心态，魏晋士大夫的逃避现实、归隐山林的隐逸观，形成对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的迷恋，对中国古典园林影响深远。
隋统一中国后，迅速过渡到唐朝，这三百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
唐政府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农业的发展，疆土的统一。
科举制此时确立，大量优秀人才辈出。
大唐的博大宽容精神，把中国古代建筑推向成熟。
唐代建筑不拘旧制，富于创新，雄浑豪放，艳丽辉煌。
当时的建筑与唐诗精神一样，充分体现唐朝人的生存哲学——张扬。
唐代的文化全面高涨，尤其盛唐时期，音乐歌舞，诗词曲赋，书法绘画，雕塑建筑，成就空前绝后，形成强大的文化洪流。
唐代建筑在这一时期高度发展顺理成章。
唐《营缮令》对私宅建筑有等级规定，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新唐书・舆服志》)。
然规定未必能施行，倒是文人小筑颇有共通，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元和十年(815年)被贬江州，造庐山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与其风格一致，“木斫西已，不加丹，墙垢而已，不加白，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帷，率称是焉。
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
”“幂窗用纸”，避寒趋光；“竹帘帷”，防晒挡风。
唐代住宅与后来的明清四合院布局类似，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李思训的《江山阁楼图》上都有住宅院落的描绘，开直棂窗并设院门。
唐代建筑已有实物存今。
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702年)，佛光寺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两殿大小有异，但制式类同，正面两侧矮墙设直棂窗，幂纸而不用窗扇，换言之，这时的窗无法开启；门为板门，不透光透气，仅为机关，从正面观看，与明清建筑门窗的统一装饰有别，门窗分工明显，功能明确。
宋朝提倡儒学，统治者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求长治久安。
鉴于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宋代国策采取守势，与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国长时间地形成对质局面，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心态求得国家和平发展，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宋代的经济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迅速繁荣，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明证。
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市民阶层追求安逸，审美趣味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建筑风格上，建筑开始注重装饰，这种细腻华丽的装饰使得宋代建筑注重外表，对内在结构有所忽视。
尤其宋朝南迁临安(今枕州)以后，江南一派歌舞升平，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江南建筑以其妩媚多姿与自秦汉以来的北方建筑形成对照，江南的建筑再现着江南能工巧匠的精细与聪慧，把粗犷的建筑制作得细腻有加，这时的造屋造园均以文人化的倾向形成主流。
《营造法式》在北宋末年由官方正式刊行。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十分轻视建筑术，文人只对纯文化重视，蔑视技艺，故仅在宋清两朝，各刊官书一部，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官书是研究中国建筑营造之术仅存的重要依据。
另，沈括(1031-1095年)在《梦溪笔谈》中提及的宋初喻皓所著《木经》，此为一部民间著作，惜今已佚。
《营造法式》由李诫（？-1110年）奉旨编修，历二十余年，元符三年(1100年)书成，初刊于崇宁二年(1103年)，全书三十四卷，将木作分为大木作：木构架——柱、梁、枋、额、斗栱、椽等;小木作：门、窗、隔扇、藻井等。
这样明确的分工，使建筑逐步专业化。
事实上也是如此，宋以后的建筑木匠，技艺有所不同，侧重各自专业，在建筑中发挥其长，操刀游刃。
《营造法式》一书中将门窗细致分类，格门与板门最大区别就是将门扇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为板，上部为透光本格。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跃。
大大提高了建筑采光，由于格心的可以任意变化，建筑的外檐和内檐装修变得丰富起来。
《营造法式》图中所示的格子门与后来延续近千年的古建筑上的格子门几无大区别，都是由格心、腰华板、障水板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这种格子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晚唐至五代，上海博物馆所藏五代白釉建筑形瓷枕，四面均作够子门，由此可以证明至迟在五代就开始在建筑上使用格子门了。
宋朝建筑在宋人追求安逸的文明前提下，趋向舒适华丽，强调感官上的愉悦，科举制的盛兴，使得文人墨客云集城镇。
魏晋的超脱，隋唐的放任，到了两宋时期开始收敛。
宋人小家碧玉型的生活，追求精致，追求情趣，北宋时期，出现了官方提倡的古董收藏热，这说明宋人把魏晋人追求自然景观的传统已经逐渐摒弃，开始注重实物理念，作为建筑之眼的门窗已不再是文人透过其观景的框架，而已成为刻意美化的展示主体。
当宋人长久地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悄然崛起。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以超人的胆略和气魄建立了蒙古国，并急剧扩张，远征欧亚大陆。
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53年灭大理和吐蕃，1271年(咸淳七年)，忽必烈改国号元，1279年灭南宋，至此，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并定都大都(今北京)。
中国封建历史上，多次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
但汉族文化的强大与包容，使其他民族文化对其不能有本质上的侵略。
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从未因外来文化而中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元代统治者盲目扩张，只注重疆土，不注重文化，至今仅留下极少遗迹。
元代建筑除蒙古族自身建筑外，仍然按旧制持续发展，并无创新，这与其他许多传统工艺品一样，宋至明这一时期变化不大。
明朝从永乐迁都北京起，至清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建筑艺术成就继秦汉、唐宋以后的第三次高峰，明清两朝共计543年。
国家长时期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加之与海外的交流扩大，致使官方与民间建筑活跃，大量优秀作品存世于今。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建筑是在明朝最终完善起来的。
所以在中国建筑史上，这一时期定为成熟期，就其建筑的合理、美观、实用等方面考量，明清建筑最为完美。
体现到门窗上就是功能齐备，各类门窗各司其责，门有板门、软门、隔扇门；窗有槛窗、支摘窗、什锦窗；工艺技巧多样，装饰手法翻新，重总体表现，重细部刻画，使之远观有效果，近看有内容。
宋代《营造法式》中所说小木作至明清改称为装修作，名称上的改动，已可以看出性质上的明确性，古代建筑完成后，分外檐、内檐装修。
顾名思义，外檐装修以室外装饰、分隔室内外为责，内檐装修以室内划定空间，间有装饰为责。
明清两朝政治制度森严，导致建筑强调等级，从建筑本身到装修装饰，从官式建筑到民间住宅，等级分明，明初洪武规定官民建筑的等级，越雷池者必受处罚；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工部颁发《工程做法则例》，虽是官工营造规范，但从技术角度看，仍为坚守等级之原则。
等级分明使得不论官方建筑还是普通民宅，都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发挥所长，宫廷建筑的庄重华丽，从纹样到色彩，都在显示皇家气派；民间建筑的质朴精妙，凡门窗都刻画细致入微，表现出生活的信心和乐趣。
建筑门窗到此时，实用与装饰功能并举，许多建筑构件的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甚至已没有实际功用。
门窗的功能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其纯熟已非早期的古人能够想像。
明清门窗已成为建筑装修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安全的功能、美化建筑的职责。
明清门窗在结构上有所改进，工艺上推陈出新；官式建筑严谨，形成模式后轻易不作改变，注重内外檐装修的区别，形成庄重高贵风格；民间建筑因地制宜，塞北江南，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都使门窗装饰内容丰富多彩。
中国的能工巧匠、文人墨客在经济繁荣之时都愿一展技艺。
文人的刻薄要求，匠人的生存之道，自觉遵循着适者生存的法则，在中国古代门窗这一领域也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