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维正之供”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田赋制度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随行画家绘制的卖米小贩。
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徐扬绘制的《盛世滋生图》，描绘理想统治下“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富庶场景，图中展现的是江苏藩台衙门前热闹的街市景象。
《闹漕惩办》记述晚清镇江一场所谓的闹漕事件。
因镇江闹灾，粮食歉收，众人遂推举江某报官请求赈济灾民，反而被漕总拘捕。
众怒之下引发闹漕事件。
最后，漕总将闹漕之过归咎江某头上，自己安然无恙。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作者:周健版本:谭徐锋工作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不胜骇异”。
当乾隆帝在上谕中写下这四个字时，他登基不过两年，年方27岁。
被后世奉为“乾隆盛世”的漫长统治刚刚开始，但他早已意识到自己继承的庞大帝国，绝非执政之初列位臣工在贺表中所描述的那样河清海晏，而是浊流暗伏。
不仅前朝留下的诸种秕政积而未清，本朝伊始，暗藏弊端也渐浮出水面。
让年轻的皇帝“不胜骇异”的，是四川巡抚硕色不久前呈递的一份奏折。
奏折中提到四川长期沿袭的一项“陋规”，在火耗税羡之外，每银百两，提六钱，称之为“平余”，用以充当地方衙门杂事之费用。
“火耗”本就是朝廷正式税收地丁银之外，向民众收取的额外费用，可以说是税外加税。
由于这项额外税费的征收无一定之规，征收多少全凭官员己意。
乾隆帝的父亲雍正帝同样也是在登基的第二年，以山西巡抚奏请通省耗羡存公为由，将原本灰色的火耗归入公费，彻底洗白。
他本以为朝廷将火耗归入公费，规定征收额度，便可以避免官员滥收之弊。
但意想不到的是，到了他的继承人乾隆帝时，地方官员竟又在火耗之外创造出新的灰色税费“平余”，而且还是皇帝长期不得而知的“相沿陋规”。
“火耗之报官，原以杜贪官污吏之风。
若耗外仍听其提解，此非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乎？一项如此，别项可知；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不胜骇异”的乾隆帝谕令将平余“永行革除”。
但查阅档案资料，就会发现，这项被乾隆帝命令永行革除的灰色税费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发扬光大”。
其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所谓借官银熔铸损耗的“补平”“补色”“宝平”“重平”，有官方解运钱粮的“解费”“领费”“委员程仪”，由解交各级衙门书吏的“上房费”，处理填造公牍的“奏效费”。
与之相比，“平余”不过是个中分枝而已。
年轻的皇帝自然不会逆料到自己的严旨谕令竟会被地方官员置若罔闻。
几天后，他又颁布了另外一道谕旨，下达给贵州古州的苗民。
古州自清初便以叛服不常著称，一如乾隆帝在谕旨中所言“素性凶顽，每多自相仇杀，视人命如草菅，且时时出扰内地，戕害居民，劫夺行旅，为黔楚数省之患久矣”。
历经朝廷叠加剿抚，直到近来才得以平靖。
面对这样一个时时搅扰朝廷的叛乱渊薮，皇帝却决定加恩此地苗人：“特命将维正之供，尽行革除。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皇帝的旨意同样未得到官员的严格执行。
尽管官员在赋税造册时往往记录古州“无税可征”。
但当地私下授受屯田的事件却有增无减，官员也借此上下其手，收取田赋之外的灰色税费。
到乾隆的孙子道光在位期间，不得不再度恢复古州的赋税。
这两件事情看似毫不相关，但仔细思忖，其内部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逻辑。
这种逻辑决定了皇帝对地方官员在朝廷正税之外私加灰色税收近乎极端的零容忍，也决定了皇帝为何会特意加恩一群叛服不常之人，更决定了官员们为何会对皇帝的旨意阳奉阴违。
关键，正在于“维正之供”这四个字上。
“维正之供”：国家在经济中的意义乾隆帝谕旨中的“维正之供”，恰好也是清代财政史研究者周健的这部专著《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的书名。
这个文质彬彬的古老词语，出自历朝历代奉为经典的《尚书》中《无逸》一篇：“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但如周健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清代官方文献中，田赋常被定义为‘维正之供’。
这一称谓已经远离其本意，更接近‘正供’之意。
”周健将“田赋”称为“维正之供”，并赋予它更深广的涵义：“田赋是国家财政中最重要的部分，其额数是固定的，征解俱有经制。
因其为度支所系，关系匪浅，小民应竭力全完，官员应勉力催征，不可使其缺额，致影响国家俸饷之发放，王朝大政之运作”。
因此，作为“维正之供”核心的田赋，不仅在19世纪中叶以前清朝国家法定财政收入中占据接近四分之三的份额，而且在传统政治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田赋背后承载着超出于“财源”之上的政治象征意义——它既是编户齐民对君上的义务之体现，也是帝王衡量官僚行政架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指标。
然而，周健在书中所讨论的“田赋”，并不仅仅是法定财政收入，而是围绕着田赋形成的一整套财政体系。
它包括雍正年间摊丁入地改革后，田赋的主体以货币形式征收的“地丁银”，也包括与地丁银一并征收的供应漕运钱粮的“漕项”、杂赋屯饷，以及以实物形式征收的米粮和清代税目中的“漕粮”。
这些税收被称为“正项钱粮”和“天庾正供”，它们可以说是国家法定的正规税收。
而在这些正规税收之外，还有一系列与之紧密相关的灰色税收。
它们也是体系中的一部分。
如果将以田赋为核心的正规税收比作推动国家运行的财政机器的话，那么这些灰色收入，则是注入机器的润滑剂。
让年轻的乾隆帝“不胜骇异”的“平余”，正是田赋庞大体系中的一环。
尽管只是其中一线，但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牵涉的国家财政体系中朝廷与地方的财政互动，皇帝、官僚与作为税赋承担者的基层臣民之间的关系，寻踪追迹，足以勾勒出一幅帝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活画卷。
所以，对田赋的讨论，除了要从财政、官僚人事和基层社会这三个“现实主义”的角度考察其运作，还要注意到笼罩着其运作全程的政治氛围，庶几才能更好地切近历史场景。
乾隆统治时代以降的清代田赋研究，其核心问题正在于，在外部环境巨变的情况下，一个以稳定为预期且形成了强大制度惯性的财政体系应该如何调适。
这种调适的程度又与整体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变迁相互因应。
这本专著的重要价值，恰在于以18世纪中叶以降的清中后期田赋尤其是漕粮为对象，结合关键性事件或历史切面，给我们透视了当时财政运作实态和制度变迁机制。
在分析上兼顾了田赋管理技术约束与田赋承载的政治观念。
在晚清官场逻辑下，解说官僚人事与财政运作的关联。
鲜活地揭示了田赋承载的政治涵义，以及这种政治观念给田赋制度运转、变革带来的巨大影响。
以这本书作为起点，我们或许可以理解皇帝“不胜骇异”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像谕旨中冠冕堂皇所言，是忧心“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给他龙心轸念的臣民又增加了一项负担，还是别有其他原因。
也可以探究地方官员为何会冒着违抗圣旨的危险，仍然采取种种手段暗度陈仓，将这项灰色税收坚持到底。
因此，不妨循着本书所引述的那些身在其中的帝王、官员、幕友、吏役和普通民众的所见所闻，讨论了围绕田赋的两个政治理念的影响：“不加赋”、漕粮实物征解。
必要之恶？当现实危机遭遇制度惯性的“魔咒”“今海宁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
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
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
”这道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由康熙帝亲自颁布的谕旨，就是有清一代众人皆知的那句金口玉言：“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