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商品经济发展(两宋时期的经济格局)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葛金芳内容提要：本文以“大宋史”为视野，将宋代社会放在亚洲政治格局和民族格局发生诸多变动的共时性结构中来理解，并从两宋经济格局的跃迁性变化中探寻海上丝路在宋代勃兴的深层次原因。
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北方民族的兴起和立国，遮断了中原特别是南宋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使陆上“丝绸之路”彻底衰落。
另一方面，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旗帜下实现了统一，阿拉伯商人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信使。
从国内环境来说，进入南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工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陶瓷、丝绸等手工业产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使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初步成型，迫切需要找到外贸出口。
从世界格局变动看“海丝”取代“陆丝”缘由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早在两汉、三国已有零星记载，但汉唐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陆路进行的，此即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逐步兴起的陆上丝绸之路。
其特点是路远、时长、量小，只能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为主，主要服务于各国贵族和统治集团，与老百姓生活关系不大。
自晚唐以降，海外贸易逐渐兴盛，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主要通道，这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兴起和独立建国，遮断了中原内地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
特别是党项崛起并占据河西走廊后，中原与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国）陆路贸易已掌握在西夏和辽朝手中。
《宋史·大食传》载：“先是，其入贡路由沙洲，涉夏国，抵秦州，（仁宗）乾兴初年（1022）赵德明请道国中，不许。
至天圣元年（1023）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日起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
”可见自北宋中叶起，大部分阿拉伯商人改由海路从广州等地登岸入境。
当然，陆上丝路仍不绝如缕，如《契丹国志》载，西域的高昌、龟兹、于阗、小食（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小国及以西之大食国仍遵旧制，“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到辽朝从事经贸活动。
输入品有产自阿拉伯地区的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器等，还有产自中亚各国的赫里丝、门德丝等毛纺织品，“皆细毛织成，二丈为匹。
”然其贸易规模已经无法与海上丝路相提并论。
公元11世纪中亚木鹿（今土库曼斯坦之马累，Maru）的伊斯兰学者马卫集（1046—1120）记载过大食商人经行辽朝的道路，在今中国境内大致是从喀什东行至叶尔羌（新疆沙田）、和田、沙洲（甘肃敦煌）、可敦城（今蒙古国境内），再到辽上京（治所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此时大食帝国虽已衰微，然而阿拉伯商人经营的海外贸易却仍然繁盛，他们梯山航海，无远弗届，“四方辐辏，万货中贱”，只是他们的身影多半出没在海上的波涛帆影之中。
当世界历史进入第二个千年之后，如果说波斯湾和阿拉伯地区是东西方（两宋时期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交汇地带，那么小国云集的南洋地区则是中国海商和阿拉伯商人的交汇地带。
实际上，东亚之宋朝和西亚之阿拉伯，构成当时国际贸易中最为活跃的两极，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全球化历史浪潮中的第一抹绚丽浪花！而海上丝路则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第一座海上桥梁。
这就涉及海上丝路勃兴的第二个原因，此即公元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旗帜下实现统一，哈里发大帝国（唐宋时即称为“大食”）横空出世。
“先知”穆罕默德（570—632）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三大法宝，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和“圣战”。
穆罕默德原是商人出生，“大食”帝国从诞生之日起便有重商血统。
随着这个新兴帝国的疆域扩大、人口膨胀和经济增长，再加上其地理位置处于波斯湾、地中海和印度洋之交汇处，阿拉伯商人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信使。
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这就是北宋晚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基本完成，江南取代汉唐时期的中原成为新的经济重心地区。
赵德馨先生指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
它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的不均衡性。
”中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经济区在战祸蹂躏、垦殖过度、气候趋冷、黄河泛滥和水旱灾害频率上升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发展速率明显放缓，而淮河以南，特别是两浙、江东西和福建等路之经济发展速率明显加快。
至迟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即11世纪80年代，已有确凿数据可以证明，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无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手工业商业发展水平，江南经济区已经全面超过中原经济区。
不仅南方的人口、耕地已占宋境人口、耕地的2/3，而且来自南方的赋税收入也已经成为宋代财政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