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刘兴亮老师赐稿 原文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南宋忠州守《王兴孙墓志》考释——兼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文丨刘兴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刘兴亮(1983—),男,甘肃张掖人,历史学博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石刻文献整理研究。
摘 要:王兴孙为两宋之交巴蜀地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生平事迹罕见于史籍。
荣州出土的《王兴孙墓志》对其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为官历程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此墓志可解开南荣“义门王氏”家族世系之概貌。
结合家族其他人物墓志及传世文献,可考察唐末两宋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及王兴孙相关史实。
关键词:南宋;王兴孙;墓志;家族唐末两宋时期,四川荣州(治今荣县)崛起了一个著名的世宦家族,人称“义门王氏”①。
两三百年间,先后产生了王知珏、王蕴舒、王伯麒、王梦易、王庠、王序、王兴孙等中高阶官员。
王氏家族墓,文献中早有记载,雍正《四川通志》云:“王梦易墓,在荣县北四里……王庠墓,在荣县南二十里。
”[1]卷二十九上《陵墓》晚清以来,该家族墓地被陆续发现,在本籍著名词人赵熙等人主导下,一些墓志得以出土,唯因后“十二年皆军事,致废不理”[2]卷十四《金石》288,原石多损,故世人罕见全品。
民国间,赵熙主持修纂《荣县志》,曾将部分墓志录入方志,其中包括《王兴孙墓志》,或因辨识不清,致错漏甚多,加之民国《荣县志》利用不广,所载墓志更少有人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王兴孙墓志》初拓片一纸,与方志所载碑文对比,虽右下部虽略有剥落,但整体存字状况良好,约存两千余字。
拓本长172厘米、宽104厘米,志文楷书,共行39行,满行60字。
横额两行,隶书“宋故忠南太守王公奉直志铭”12字。
今据墓志拓本并结合方志文字,对该墓志进行录文、标点,作初步研究,吉光片羽,以为知史之助。
① 古代以某家族累世同居被官方旌表,称为“义门”,义即“孝义”,“门”乃“门户”,亦即家族,因而“义门”是指以“孝义”治家,且累世同居之大家族。
关于南荣“义门王氏”的称谓,最早见于张商英撰《大宋故赠通议大夫王公墓表》:“荣人号为‘义门王氏’,州上其行,乞加旌表。
”又《宋史·王庠传》:“王庠,字周彦,荣州人。
累世同居,号‘义门王氏’”。
一、墓志录文故忠州太守奉直王公墓志铭宗弟、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敦诗故忠州守奉直王公卒之二年,卜葬有日,其孤曾崇以长宁使君赵伯緫之状来求铭。
按状,王氏,长安人,唐末有知珏者,为荣州和义令。
秩满,始家于荣。
国朝乾德中,县废入威远。
当五代丧乱之余,所在寇攘蜂起,贼传城甚急,和义之孙蕴舒素以义侠自任,夜缒城出,乞师救至以为功。
君子以是知其后必大,已而其子果有爵秩,至其孙曾,仕益通显,施及今未艾。
公讳兴孙,字陈仲,即蕴舒之四世孙也。
曾祖伯琪,大夫,妣张氏,累赠普宁郡夫人,祖梦易,故任左朝奉郎、太常博士,累赠特进。
妣陈氏,累赠新平郡夫人,向氏,累赠安康郡夫人。
父序,故任左银青光录学士、文安郡开国侯,赠金紫光禄大夫。
妣勾氏,累赠河南郡夫人,生三子,公于次为季,幼以父任投承务郎,生而贵富,能谦谨自下□官,时二兄前卒,公以文安退居,旁无兼侍,不忍去膝下,乞换荣州税官,以便养得。
请未几,文安即逝。
执丧如礼,服未阙□未赴。
会太保刘光世尝为文安所知,荐其智略可用,后果以元勋跻显位。
乃访求文安后人,且闻公贤,遣人以书迎致,荐于朝,改差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时提举茶马贾思诚以严束吏,趣办取名事多委公,公以宽厚佐之,不苛而事集。
会茶司愿护送以行,贾以付公,公乃以逊同僚。
任满,辟汉州绵竹县丞,官为茶设有所谓牙侩市利钱,园户或因此至破产,公一切宽之,人皆欢悦。
使者至,暴悍尤甚,在处起狱,有司畏其风旨,趋合傅成,按者无得免,亦以市利钱事捃公。
穷治久之,无所得,他日,公趋行在所,使者适移镇,当孔道慊前劾不遂,乃尽索行李,毛吹发数以匿税闻奏,未达而公至。
会使者卒或携以要公,能寝其奏。
公曰:吾于□而为欺宁得罪。
奏入,镌秩一等。
期年,复改官调普州监税。
时郡佐及城下县令俱阙,郡太守俱委摄焉。
郡民冯兄弟争讼盐井,积十数年不决,公阅视,即为平之,皆感服而去。
它日,因驵侩纳赢求售,实冀以谢,公斥弗纳。
去为临邛县丞,县灌溉资水利,皆丞掌之,异时诉不均,讼者常□节使,远近俱获其利,迄去,无一诉者。
临邛旧有铁官泉监,废久,有旨复置。
尝创屋数百楹,郡檄公为营度,不逾月而就。
官不知劳民,不被扰郡廪,岁入浩穰。
巨室多倚势输恶滥,委公受之,一裁以法,输者不□。
运使王公之望行部廉,问得其实,喜公不畏强御,论荐之。
任满,再除茶马司幕属,市马宕昌。
时马不至累月,公以计钩致之。
即得良马五□,常平或谓公宜白司长增其额,他日可冀赏,公曰:今岁适多,后若不继,必有受其咎者,怨将谁归。
会朝廷亦委宣司市马,高其直以来之,而茶司事力不逮,马不时得,使者委公诣宣抚新安吴王日陈利害,既见辨晰明了,且日与时茶司以马□孰若□安坐而取给于茶司,且无强市之名,而使茶司得以逭责,拜王之德无穷矣,王□其言,从之。
调嘉州犍为知县,县控边,数为夷人侵扰,□□□□安辑。
公之术,禁民无得辄入夷界耕樵,以绝侵鱼之弊。
团练成,兵期可用,外示恩信,待以不疑,于是得汉人之在夷界者冯阿秦等二十余人,□□□□□为建屋庐,给以官田,假以牛畜,资其衣食,复为乐业之民。
自是夷人亦向化,无复抄掠之患。
县介于嘉、叙之间,疆界阔远,户口繁夥,而簿不置,则均□□□□主簿。
诸台奏请,从之。
未几,通判潼川军府事,部刺史以才列荐,未报。
任满,就注通判眉州,继除知忠州。
至即罢遣兵吏下县之扰,谨期会暇,崇学观讲,士子彬彬向风。
俄以疾,终于州之正寝。
时淳熙五年六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九。
自承务郎积十四迁至奉直大夫。
娶成都刘氏□钧之女;继娶怀安李氏礼部郎中群之女,皆封宜人。
六子: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曾嵩,迪功郎;曾旦、曾肇、曾猷、曾點。
曾肇尝与乡贡,与曾嵩皆前卒。
□□□以适承议郎、知长宁军赵伯緫;次适从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赵绣之;次适免解进士曹汝舟;次适吕荣仁、张忭。
余尚幼。
孙男五人,孙女十四人。
公矢日见心,不为城府,所言它日皆可复与人交,久而益亲。
卒之日,识与不识莫不嗟惜。
仲兄早死,诸孤幼,有利之者,取去抚育而书画器用多为持归,教养过于己子,访其散失,举以归之。
且曰:吾子虽众,不患其不立,即以文安致仕恩荐之。
尝顾谓曾崇曰:吾家仕宦,自唐至今,累累不绝,天若省文书,惟诚可以格天,吾将持是心以莅官,丝毫不欺,庶潜感于冥冥之中,终身行之,以答天贶。
在犍为,见邑人虽向学而登第者绝少,乃以赡学余费□□□□□市田为教养之备,乐育作成,自是掇科第者相属。
县有遗骸,暴露田野,公舍金造冢收瘗。
见义必为,盖出天性。
前室刘有嫂田一顷,它日,其兄□□□□□□其券,仲姊嫁张昱,生二子,相继皆亡,惟孙邈然。
姊尝委置田于荣,人无知者,暨其孙长,即呼以授之,不愿得田,则倍归其直。
仕官得俸不积,曰:此先世余俸。
先有浮屠祠近祖茔,岁久圮坏。
公乃建屋百楹以居,其后又割腴田以充伊蒲之贡。
置义田以济贫乏,内外亲党之孤无以立者,必尽力£££家,寻以迈种为本,故于世利淡然,不以婴心。
尝有贷其白金者,岁久不归,亦置不问,议者益知其泽之远也。
曾崇等将以淳熙七年十月十五日葬于荣德县凤凰山之原,前一年属敦诗为撰次本末,纳诸幽堂,敦诗辞以疾。
逾年,又遣书劝恳,再三不已,敦诗以宗盟之义,不得固辞,铭曰:百围之木,起于拱把。
培养既成,摩云蔽野。
和义之后,有功不言。
至其孙曾,实大厥门。
太常之孙,文安之子。
袭庆承休,亦克是似。
吏二千石,位不克志。
心则休休,俯仰无愧。
遗训具在,子孙其承。
迈种不已,如川之增。
凤凰之原,既安既固。
伐石镌辞,用纳诸墓。
二、家族成员及世系志主王兴孙,《宋史》无传。
仅在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六《刘府君墓志》中有称:“茶马属和义王兴孙,其女兄弟之夫也。
”[3]刘府君即刘革,成都人。
《王兴孙墓志》言,兴孙“娶成都刘氏□钧之女”,则王兴孙与刘革为郎舅姻亲。
又,刘革卒于“绍兴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即1156年10月20日,《王兴孙墓志》称兴孙曾“改差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然未载年月,据刘革墓志,则知时间当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前后。
《刘府君墓志》又称,“刘在成都为右姓,群从同坊,闬闳相接,所谓夹寨刘家”。
王兴孙作为南荣王氏后人,与成都刘氏联姻,双方家族实力旗鼓相当,可谓门当户对的组合。
墓志记载,南荣王氏本籍长安,“唐末有知珏者,为荣州和义令秩满,始家于荣”。
王知珏是王氏迁荣州的一世祖,生平不见于史书记载,仅民国《荣县志》引《王序墓志》言,“僖宗广明元年,京兆王知珏为和义令”[2]卷十五《事纪》313。
王知珏子不详,杨天惠撰《双溪先生传》(以下简称“传”)云:“先生名梦易,字潜夫,其先京兆人,□□□德,曾祖蕴舒。
”[4]卷十四按墓志书写通例,此中缺字或为高祖名讳,亦即王知珏子或名王£德。
王氏迁荣后,第三世名王蕴舒,此墓志称“素以义侠自任,夜缒城出,乞师救至以为功”,而传也称“方蜀盗引众围州,危甚,蕴舒夜缒出,乞邻救城以完,州人德之”。
王蕴舒生二子,墓志未载,传云:“蕴舒生长钧、长锐,当淳化初顺贼扰掠过荣,长锐又有完城之仁。
”长钧生伯琪,赠殿中丞,即此墓志所云“曾祖伯琪,大夫”。
伯琪生三子,“长梦禾,仲梦得”,三子名梦易,即所谓双溪先生。
此墓志称“梦易,故任左朝奉郎、太常博士,累赠特进。
妣陈氏,累赠新平郡夫人。
向氏,累赠安康郡夫人”。
据传载,梦易,皇祐元年(1049)及进士第,调绵州法掾,再迁石照(治今重庆合川区)令。
旋遭家丧,解职丁忧,丧满,调知遂州青石县(治今重庆潼南区西北),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就有《王梦易试大理评事充永兴军节推知遂州青石县事制》[5]卷五十二。
不久,因有吏才,被“开封尹傅求荐右军巡判官”,期间数雪冤狱,遂增秩一等,除果州(治今四川南充市)通判。
在果州时,“大兴泮宫,邻郡皆有来学之士,盛闻四川”。
熙丰变法期间,初调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县北),后与上官不合,遭免。
时宰相王安石知其才,欲用之,授兴元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移擢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县)。
在兴州期间,上奏改运茶入秦之法以便民,遭人忌恨,落职还家,“范蜀公尝赠以诗”[6]卷六十四《潼川府路·绍熙府》。
又据王梦易墓表,夫人向氏“于钦圣宪肃皇太后(神宗向皇后)为从祖姑”[2]卷十四《金石》284。
传云梦易生三子,长子王廱、次子王庠、幼子王序,“以庠特恩赠太中大夫,序累遇郊礼”。
王廱,文献未见。
王庠,《宋史》有传,早年“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之”,未果,后又“应能书,为首选”,但因上书论时政得失,再度落选。
遂奉母家居,不复愿仕。
母亡后,“复举八行,事下太学,大司成考定为天下第一,诏旌其门。
朝廷知其不可屈,赐号‘处士’。
寻改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教授,赐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辞不受。
”[7]卷三百七十七《王庠传》11658王序字殷彦,因避宋宣祖讳,改商彦。
据王梦易墓表,“两献文,入等,稍迁都水监丞,治塘堤有劳,三岁五迁,至朝奉大夫”。
此后除秘阁、知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宣和二年(1120)进职待制,再知河阳,宣和四年“朝廷兴师取燕”,奉命充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司随军转运使,后以徽猷阁直学士充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京兆府。
再诏除银青光禄大夫、徽猷阁直学士。
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直学士,除知凤翔府,朝命“不许辞免,如违,重行窜责。
”后言者因故劾其辞难,遂被降二官,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绍兴元年(1131)秋七月上书“以奉祠满岁,请于朝”,时给事中李擢、中书舍人洪拟言其谄事梁师成,法当讨论,于是“诏许再任”[8]卷四十六822。
绍兴五年四月,朝廷再论王序奉祠事,言官以其“出身覃恩,不合审量。
外有减年,并系滥赏”为由,“追八官,为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
”[8]卷八十八1467此后,王序还里乡居,与其兄建大宅邸,“浮沉其间”[7]卷三百七十七《王庠传》11658,时论多有毁之。
据《王商彦墓碑》载,王序生三子:长卿孙,右宣义郎,陕西路铸钱公司干办公事;次庆孙,右从事郎,阆州知录事,二子皆先卒。
王兴孙为王序次子,绍兴八年后,先后任荣州(治今四川荣县西)税官、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市)绵竹县丞、普州监税、临邛县丞。
孝宗时调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犍为知县,任满,调□□主簿,未几,再调通判潼川军府事,此后历眉州(今四川眉山市)通判、忠州(治今重庆忠县)知州,最终卒于忠州任上。
墓志记载,王兴孙有六子“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曾嵩,迪功郎;曾旦、曾肇、曾猷、曾點。
曾肇尝与乡贡,与曾嵩皆前卒。
”而据《王梦易墓表》,其同宗兄弟行,尚有芹孙,迪功郎;公孙、桐孙,承奉郎;槐孙,通仕郎,子侄辈另有曾慧、曾光、曾封等。
然王兴孙以下,家族渐趋没落,仕宦者多无能声,最终沉寂凋零。
今据诸墓志及《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传世史料的记载,梳理王氏家族世系如图(图1)。
图1 王氏家族世系图(刘兴亮绘制)三、友朋、宦迹与重要史事王氏一族世居巴蜀,又仕历数世,加之王梦易娶向氏夫人,遂与神宗向皇后一族产生姻亲关系,因此家族通显,交游甚广。
如前引史料,王梦易早年受王安石器重,欲用为变法之助。
梦易死后,其子王庠“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虽长期避居乡野,却与苏轼、苏辙、范纯仁、吕陶、黄庭坚、张舜民、王巩、任伯雨等一时名贤相友善。
苏轼于绍圣三年(1096)贬谪惠州时,王序自蜀致信问候,苏轼回函称“某启:忝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记及之?专人远来,辱笺教累幅,称述过重,慰劳加等,幸甚。
即日履兹秋暑,尊体何似。
某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
足下昆仲,曲敦风义,万里遣人问安否,此意何可忘?书词雅健,陈义甚高,但非不肖所当也。
蜀、粤相望天末,何时会合,临书惘惘。
未审授任何地。
来岁科诏,伫闻峻擢,以慰愿望。
未间,更乞若时自重。
人还奉启,少谢万一。
不官。
”[9]卷六十从此信可以看出,苏轼与王庠、王序非常熟识。
首句“忝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一句,吴雪涛释云,王氏当为苏轼之妻党[10],然未作进一步考证。
据王兴孙墓表,“周彦佳士,婿于东坡之兄”[2]卷十四《金石》293。
周彦即王序兄王庠,王庠为苏轼侄女婿,故苏轼“姻戚”之说,正是基于此而言。
有关王氏祖辈,特别是王庠与政坛、文坛之交游情况,此前有学者已撰文考证,兹不赘述,仅就前人未涉及部分并重点围绕王兴孙墓志记事予以阐释。
对于王兴孙,前引洪适《刘府君墓志》谓,“茶马属和义王兴孙,其女兄弟之夫也。
”墓志主人刘革为王兴孙妻兄,撰者洪适自称刘革“有二女,其长归于我,若干年而逝,继室以其季”[3],则王兴孙为洪适夫人之姑父。
洪适,诗人、金石学家,字景伯,晚号盘洲老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与弟洪遵、洪迈并称“三洪”。
宋孝宗时,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好收藏金石拓本,并据以考证史事,结集《隶释》27卷、《隶续》21卷,另有《盘洲集》80卷,谥文惠,《宋史》有传。
《王兴孙墓表》撰者马麒言“麒于奉直公有戚连”,隆兴二年曾任权中书舍人。
据《宋会要辑稿》,隆兴二年正月七日(1164年2月1日),“宰臣汤思退言:‘今百司皆有成法,中书国政所出,三省之法不可不修。
’诏权中书舍人何俌、马骐,检正诸房公事叶颙、右司员外郎沈枢同共编修,候成书,差尚书、侍郎、给事中详定覆”[11]刑法一8259。
另据墓表,他与王兴孙“连关决之政于潼最久”,王兴孙曾出任通判潼川军府事,时马麒亦在潼川为官,故二人得以相交。
《王兴孙墓志》撰者自称宗弟、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敦诗。
王敦诗,字志夫,眉州人,绍兴间登进士第,曾知兴元府、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后以“专事苛刻,任私喜怒”,“将漕成都,纵子弟、亲戚交通关节”之故而遭放罢。
善诗能文,著有《书林韵会》28卷。
墓志中记载,王兴孙卒后第二年,其子王曾崇委托长宁使君赵伯緫持状来求铭。
赵伯緫,墓志中有“□□□以适承议郎、知长宁军赵伯緫;次适从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赵绣之”一句,中虽泐去四字,但据文意推测,当是娶王兴孙长女为妻,二人为翁婿关系。
南宋有两个赵伯緫,“一子矜子,见《宋史》卷二百十七。
一子黯子,见《宋史》卷二百十八”[12]卷四十七。
从墓志时间看,此赵伯緫恐为子矜子,淳熙初任普州知州,因“本路运判言其擅支移寄椿米,不曾补还”,被命“特展二年磨勘”。
史载政和四年(1114)改清井监置长宁军,治今四川长宁县南双河镇。
墓志既称“长宁使君”,则赵伯緫当时的官职是知长宁军。
《王兴孙墓表》载,兴孙卒于淳熙戊戌(五年)六月六日(1178年6月23日),墓志则称次年赵伯緫来持状求铭,则知其任职长宁军是在淳熙六年(1179)前后。
另据《蜀中广记》卷五十六载,淳熙九年正月十一日(1182年2月15日)杨槱题《东岩纪游》刻石,淳熙九年前后任职巴州(今四川巴中市)知州[13]卷五十六。
此后行迹,史未详备,暂不可考。
义门王氏虽久历宦海,但非诗书世家,早年诸祖或以义侠,或以恩荫,或以功业得官,直至王兴孙祖父王梦易方正式博取功名,登皇祐元年(1049)进士第,之后王庠以“制科,先君之遗意”为由,“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
崇宁初,王庠、王序兄弟“皆贡吏部,不第”[2]卷十四《金石》284。
王序后以“两献文入等”,迁都水监丞。
王序显达后,诸子皆获恩荫,其中王兴孙“幼以父任投承务郎”,至王序卒时,任荣州监税。
至于王兴孙诸子,据墓志,“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曾嵩,迪功郎”;“曾肇尝与乡贡”,显然也都是恩荫得官。
又墓志称,王序曾有恩于刘光世,王序卒后,刘光世访求其后人,得兴孙,举荐于朝,授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之职。
刘光世,据《宋史》本传,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县)人,将门之后,为刘延庆次子,“初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兵马、蕲州防御使”。
宣和中,方腊反,受父命率军镇压,因功升耀州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
徽宗征辽,“光世从延庆取易州,授奉国军承宣使”,后金将郭药师降,“除威武奉宁军承宣使”。
张迪掠濬州(治今河南浚县东),朝廷“诏光世讨之”,功成,复承宣使,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西夏乘机发兵攻杏子堡,光世扼守退敌,擢侍卫马军都虞候。
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徽钦二帝北狩,“遂至济州谒康王,命为五军都提举”。
康王即皇帝位,命为省视陵寝使,“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迁奉国军节度使。
后因律身不严,驭军无法,所战多败。
建炎二年(1128),以功加检校少保。
金人南侵,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府控扼江口。
寻加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7]卷三百六十九《刘光世传》11480。
苗刘之变,迁光世为太尉。
绍兴元年(1131),金人渡淮,诏命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措置屯田。
后改兼淮南宣抚使,领真、扬、通、承、楚州、涟水军。
再历海泗宣抚使,授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等。
绍兴七年(1137),自请罢军权,遂授检校少师、万寿观使,封荣国公。
绍兴十年(1140),加太保,命为三京招抚处置使。
次年,以疾请为万寿观使,改封杨国公。
卒谥武僖,后追封鄜王。
据《王序墓志》,“朝廷兴师取燕”,命其为随军转运使。
还朝后,又以徽猷阁直学士、充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京兆府。
而在此前后,刘光世随父出征,因功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
应当说,双方即在此时开始熟识,进而王序才于兴军用人之际,向朝廷举荐了刘光世。
刘光世显达后,举荐王兴孙出任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一职。
有关茶马司设置,熙宁前后,因宋、辽、夏之间战事不断,战马奇缺,为满足军事需要,宋廷在成都、秦州各置茶场茶和买马司。
熙宁七年(1074),神宗“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于各地设置榷茶和买马司,茶马尽卖入官,禁止私自交易[14]卷十八。
然此时茶马之政,又职属熙河路市易司,经略使司亦参与其事,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各机构间矛盾重重。
为此,李杞以“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为由,提出茶司“同提举买马”。
至元丰四年(1081),朝廷并茶马于一司。
同时为扩大事权,宋廷又于崇宁元年(1102)升格茶马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秩比都转运使,可谓“权重事专,富甲一方”。
宣和间,“以茶马两司吏员猥众,于是朝奉大夫何渐请遵丰熙成宪,称其事之繁简而定以员数”。
绍兴四年(1134),“初命四川宣抚司支茶博马,七年,复置茶马官。
凡买马州县,黎、文、叙、长宁、南平、珍皆与知州、通判同措置任责。
通判许茶马司辟置,视买马额数之盈亏而赏罚之。
岁发马网应副屯驻诸军及三衙之用。
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皆考其资历授之。
乾道初,用臣僚言省罢,委各郡知州、通判、监押任责,寻复置”[7]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3970。
王序卒葬于绍兴八年(1138)十月,当时刘光世正为检校少师、万寿观使,封荣国公,又“以金人归河南地”,朝廷再赐号“和众辅国功臣,进封雍国公”。
此时茶马司甫重置,干办公事、准备差使等虽为该司属官,但执掌茶马博买诸事,职卑权重,王兴孙并无科举功名,由荣州税官骤获腴缺,恰从侧面说明刘光世虽已罢军权,所任只是荣誉虚衔,但在朝廷中仍具有相当的实力。
另据墓志记载,此时四川提举茶马为贾思诚,全称为“都大主管川陕茶马盐牧公事”,初任此职在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间[8]卷一百四十八2382。
贾思诚其人,《宋史》无传,事迹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文献,重庆涪陵白鹤梁留有其观石鱼题名。
综合诸书记载,贾思诚,字彦孚,澶渊人,绍兴七年(1137)至九年(1139)间为涪州(治今重庆涪陵区)知州,绍兴九年十一月迁左朝请郎、荆湖北路提举茶盐公事。
绍兴十二年四月,宋廷为“讲贯利源,辑和种落,博收驵骏”,以贾思诚“心术疏明,吏能疆济,持节于外治最有闻”[15]为由,迁都大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
另据《夷坚志》,他于“绍兴十七年为夔州帅”[16]《甲志》卷十五。
夔州帅,即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县)帅臣,宋以安抚使号为帅臣,知州、知府带安抚使者也称帅臣,可知绍兴十七年(1147)贾思诚为夔州路安抚使。
而据杨万里《虞允文墓志》,允文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第进士,不久获任权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在茶马司,使长贾思诚议增茗课”,其“力谏不从,谒告引去”[17]卷一百二十。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贾思诚增引事在绍兴十四年(1144),“时物价腾涌,茶商取息颇厚,自得旨取拨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请大夫贾思诚又增为十二引三百文,于是诸场类皆益额,而买马之数复不加多,人但知茶马司之富甲天下,其实所收引钱视建炎增倍,后虽破败不可复减矣”[8]卷一百四十八2382。
墓志所言增引事在绍兴二十四年后,而《夷坚志》称绍兴十七年(1147)其为夔州帅,则绍兴十七年后,贾思诚虽已调任夔帅,恐仍兼四川茶马司事,且此后贾思诚又曾拟增引,唯此议未成,故史多不载。
《夷坚志》又谓贾思诚“梦受命责官,厩卒挟马来迎,临欲揽辔,细视马有十三足,叹异而觉。
明日,背疽发。
十三日死。
贾生于庚午近马祸。
”[16]《甲志》卷十五此庚午当即绍兴庚午,亦即绍兴二十年(1150),前已据《虞允文墓志》,其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后仍督茶政,则《夷坚志》所记卒年或有误。
贾思诚为政躁进,务求苛敛,为同僚及百姓所不喜,《王兴孙墓志》称“提举茶马贾思诚以严束吏,趣办取名事多委公,公以宽厚佐之,不苛而事集”,通过“严苛”“宽厚”用词对比,贾思诚酷薄性格跃然纸上,王兴孙干练形象亦得巧妙映衬。
另外,从贾思诚宦迹可推断,王兴孙在茶马司任满离职,辟汉州绵竹县丞,当在绍兴十五年(1145)前后。
墓志称四川茶户所收“牙侩市利钱”,园户不堪其累,王兴孙悉予宽免。
所谓牙侩市利钱,实即园户售茶给官过程中另外交纳,以供牙人用度的杂税。
牙人在蜀茶供销中能量不小,早在北宋时,侍御史刘挚就上奏说:“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
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
管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
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
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
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
’”[7]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下六·茶下》4500-4501此所谓茶祸,不仅仅是官府苛政造成的,也是一大批以茶谋利的茶牙一手助推的结果。
牙侩市利钱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多次茶法改革,都未完全取消,王兴孙以“干办公事”之资,擅自宽免,无疑切断了相关利益群体的财路,故引起上上下下的激烈反对,终于被“镌秩(降职)一等”。
墓志又称,王兴孙后改官普州监税,“郡佐及城下县令俱阙,郡太守俱委摄”,郡佐实即州佐,宋代州佐属有通判、幕官及参军等,以通判最重要。
北宋时期,对于川峡四路的官员选任,熙宁八年(1075)规定,“川峡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差授,不得以本路人为代”[18]二百六十四6481。
熙宁十年(1077),又诏“自今成都府、梓利夔州路知州、通判,不得并差川峡人”[18]二百八十6869。
同年再申严令,“川峡路令、佐毋得并差川峡人”[18]二百八十五6982。
这种严格的制度,加上内地官员因道途僻远,多不愿就,致使地方州佐官员及县令往往不能及时更替,只能自行选用川人兼理。
宣和六年(1124),就有臣僚言:“川峡四路差宫之法,令佐不得并差川峡路人。
内地人多不愿就,故本路监司不免差官权摄,多是川人,有至三五年不替者,其与破格差注名异资同。
欲乞应川峡四路令佐内无应入人,而限满无本色人就者,许通注邻路人,庶使注授稍广,各得正官,民不受弊。
”[11]职官四之四十八4331此法显然是权宜之计,并不能解决川峡四路州佐缺员的问题。
南宋以后,随着宋金战事起,川峡缺员更甚。
为解决问题,朝廷尝试实行辟差法、摄官法、定差法等特殊选官政策,更于乾道时专门出台了“四川二广法”[11]职官四之四十六3118,其中辟差法就是堂除及更部常选之外,由诸司长官或地方官根据窠阙自行选辟察属的选官制度。
按照规定,巴蜀、两广辟差可以是巡尉、知寨、知县、都监,甚至是沿边知州军等,地方辟差权力很大。
王兴孙以普州监税的身份,同时兼理郡佐及城下县令,就是这种特殊制度的具体体现。
此外,墓志中提到王兴孙调嘉州犍为知县,抚定边夷有方。
嘉州犍为宋时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会地区,民族矛盾复杂,《宋会要辑稿》“黎州诸蛮”条载:“绍兴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枢密院言:嘉州犍为县有黎蛮逼近寨。
”[11]蕃夷五之五十八9873此“黎蛮”即指黎州蛮。
《直斋书录解题》载:“绍兴末,犍为有蛮扰边,初莫知其何种族也,已而有能别识其为虚恨蛮者。
”[19]卷八《地理类》可见,犍为的虚恨蛮当是黎州诸蛮的一种。
犍为是成都府路西南门户,地缘岷江,“控带蛮夷”,是所谓的冲要之地。
宋政府在这里“列置堡寨,总十有九处”,以为防守。
嘉定四年(1214),夷人攻破了犍为利店寨,田土多损。
因此,犍为等沿边地方官非常重视夷汉问题。
此前,宋廷禁止汉民典买夷人土地,以防止发生纠纷。
熙丰变法后,政策略有松动,“诏自今汉户典买夷人田土者,听之”[18]二百四十五5963。
王安石认为,“苟能变夷为汉,则此非所恤也”[20]卷五。
但直至南宋,双方因田土纠纷仍不时发生械斗,之前听任买卖田土的政策亦随变法失败而废除。
王兴孙这种将越界汉民回迁,“给以官田,假以牛畜,资其衣食”,同时练兵备防,使夷汉分隔的做法,实际又回到了变法以前的政策状态。
墓志末提到,王兴孙一生,“自承务郎积十四迁至奉直大夫”。
史载,北宋初期至元丰官制改革前,沿袭前朝之制,自从九品将仕郎到正一品共分文散官为二十九阶。
至元丰时,改散官阶为寄禄官,共二十四阶。
及至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间,又变为三十七阶。
南宋绍兴(1131—1162)后,寄禄官再增三阶成四十阶[21]。
王兴孙生于“大观庚寅(四年)七月”,墓志称“幼以父任投承务郎”,则其初获官阶约在政和(1111—1118)、宣和(1119—1125)间,此时寄禄官阶与绍兴时期相比,承务郎至奉直大夫间并未发生变化。
故王兴孙所谓十四迁,乃是历承务郎(从九品上)、承奉郎(正九品)、承事郎(正九品上)、承直郎(从八品)、宣教郎(从八品上)、通直郎(正八品)、奉议郎(正八品上)、承议郎(从七品)、朝奉郎(从七品上)、朝散郎(正七品)、朝请郎(正七品上)、朝奉大夫(从六品)、朝请大夫(从六品上),终于奉直大夫(正六品),正好经十四官阶。
从王兴孙的仕宦履历可以发现,南宋初期官员升迁过程中,循资程序已完全制度化,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选人用人的舞弊;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庸碌无能之辈充斥于庙堂,而资历浅薄才能出众之人则沉落于府县,升迁缓慢。
宋高宗曾宣称,官阶之设,“果有豪杰之士,虽自布衣擢为辅相可也。
苟未能考其实,不若姑守资格”[7]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四》3713。
正是这种制度,使南宋官场的因循苟且风气较北宋更为突出。
四、结语本文围绕王兴孙墓志做初步考释,该墓志文字不但是对王兴孙一生行迹的盖棺论定,也是对义门王氏家族兴衰历程的高度还原。
就王兴孙个人而言,其行迹大体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序病逝前,其主要以奉养为名在荣州作税官。
第二阶段是王序病逝后,在刘光世的提携下,得以步入仕途的上升通道。
但一生仕途并不显达,虽迭有升迁,但最终以奉直大夫、忠州太守谢幕。
从他的身上,一方面反映出宋代普通中层官员群体的存在状态。
王兴孙自从九品上承务郎入仕,在升迁过程大体顺利的情况下,凭资历也仅仅做到了正六品的奉直大夫。
从某种角度来说,王兴孙可谓南宋众多普通中层官员的一个鲜活个案,他们没有过人的政治能力,也没有突出的文学才能,无法入列国史,无优美诗文传世,但他们作为平庸的多数,又是王朝政治得以存续所不得不依靠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从王兴孙身上也可看到,在普遍施行科举取士的宋代,恩荫补官虽然仍是官员群体补充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