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7日,我们如约而至梵融美术馆,陈蕾、夏天眉策展的苏州当代艺术2021年度展(以下简称“年度展”)正式开幕。
虽是寒冷的夜晚,却听得见春潮的拍击——那是来自艺术的活力和热情。
对苏州的当代艺术来说,202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0月底,金鸡湖美术馆举办了“苏州声色——一个局部现代的苏州案例”;仅仅两个月后,年度展又开幕。
年度展是作为“30度多一点·艺术生态纪录”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举办的,因此有着特别的意义。
“30度多一点·艺术生态纪录”,从策划并付诸实施,到现在已历时三年。
回头看去,我们应该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不是一项单纯的田野考察和纪录,两位项目策划人兼执行人陈蕾和夏天眉,并不满足于文献的梳理、采访的实录,而是通过这样行动激发出苏州当代艺术的潜能——她们进行艺术生态纪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艺术生态介入和改变的过程。
访谈,研讨,展览,培育年轻的艺术家,发现更丰富的当代艺术实践,连接更多样的当代艺术场景……所有这些,让苏州的当代艺术以其特有的方式逐渐地浮出历史的地表。
因此,这个年度展体现了30度多一点项目的价值取向,是苏州当代艺术力量的一次集中而纯粹的展示。
展览现场如果从1984年冬天举办的“苏州84现代画展”算起,苏州的当代艺术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
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曾经的当代艺术家们有的已经转向其他艺术领域,有的已经放弃艺术的表达。
但是,仍然有人在坚持。
像参与这次年度展览中的艺术家王绪斌、刘越、夏回、小海等人及其作品,就能让我们感受到苏州当代艺术的历史基因和内在韧性。
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在年轻一些的艺术家那里,在符号的层面也有着不期而遇的呼应。
譬如,展厅一楼中央的立柱上,花元飞所作的那个醒目的粉色箭头,就令我想起1987 年大年三十晚上,王绪斌、车前子、夏回等人的“红色尖头”行为——他们午夜在马路边的树上用红色画出一个个向上的箭头。
苏州的当代艺术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境况具体而微的表征。
以“八五新潮”为标志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从昔日凌厉风发的潮流涌动转变为今天的深水潜流。
当代艺术的先锋性、实验性和颠覆性,曾经凭依着1980年代激进的社会话语及其语境而成为时代气象的风旗。
世异时移,当那样的话语和语境逐步消失,当代艺术的风旗从高耸的旗杆上缓缓落下,而坠入更为多变、更为复杂、更为深刻、更富冲突的情境。
这样的情境掩映或深藏于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持续稳定、人心普遍务实的生活世界。
当代艺术面对的情境与生活世界之间构成了内在的紧张。
展览现场当代艺术之所以是当代艺术,就在于对这种内在的紧张保持敏锐的感受和积极的回应,以富有个性和创造的方式对其进行探索和发问,并形诸姿态各异的艺术作品之中。
它甚至可以是一种气味,就像年度展中刘越的气味装置,当我们打开它的瓶盖时,弥散开来的气味当然并没有如题名宣称的那样“消灭艺术家”,但它确实消融了艺术的边界。
它对嗅觉的邀约和诱惑,在为艺术祛魅的同时,又在为这一行为赋魅。
那经久不去的气味,漂浮于周遭的空间,粘上你的衣襟,甚至“感染”与其同处一室的其他作品,成为整个展览构成中的微量元素——在它营造的特有的气味下,我带着打开的嗅觉去“闻见”那些视觉主导的艺术。
这时候,我看到占据一面隔墙的《蓝皮鼓》,色彩如此鲜明,远远望去便感觉到它似一股波浪倾泻而来,就要蔓延到你的脚下。
王绪斌这件创作于疫情期间的作品,以浓烈的色彩敲出了仿佛蛰伏原野的心灵之鼓,在可见的“声音”里,传递出焦灼与对抗、绝望与挣扎的情绪节奏。
而《庚子纪事》以另一种方式与《蓝皮鼓》展开了对话。
“庚子”是一个极有意味的符号,历史的回声听闻于当下,与此刻重叠,并无尽地蔓延;更重要的是,最近的这个庚子年,我们不仅经受疫情的磨难,而且经验所有随之而起的沉重。
夏回在传统的宣纸水墨上展开了充满现代性的书写:向上生长的树,布满裂纹的山石,星散的花草,随处都是轻与重的辩证;淡灰的色调和留白构筑的空间,间杂着文字的黑色墨迹——无法言说的言说,浓重的压抑感与轻快的呼吸之间,是冷峻与诙谐的变奏,流淌出生命的活力。
展览现场当我这样去感受这些艺术作品时,我忘掉了形式,还有观念。
而这两个词语一直此起彼伏地被视为考量现代艺术的两个砝码,以至于或此或彼地被当作艺术创新的内在驱力,而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可能非此非彼,也可能亦此亦彼。
真正的关键依然来自艺术家身心俱往地与世界相遇时,对那些契合时刻的精确捕捉,对那些言说欲望的自由释放,从而创造出激励自身也引导他人的艺术。
譬如,石玩玩的《一首小诗》,用墨汁、涂抹行为、纸介质《圣经》、木框、照相印刷构筑了一次艺术行动框架及其结果,启示我们以悖反、交织和对抗的多重视角看待我们的真实处境。
一方面,即便在被黑色涂抹的象征世界里,依然有诗的位置,有诗意的存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一眼看过去时感知到的那样,诗和诗意永远是一种有待探索和寻找的秘密,而在玷污和破坏的背后是重构纯粹的冲动。
显然,当代艺术在对各种语言的探索上,与当代诗歌的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
反之亦然,诗歌的精神与当代艺术的品质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和力。
年度展上,杨明、夏回和小海合作并邀请众多朗诵者参加,依据诗人小海的诗歌《狗在街上跑》所做的同名综合装置,生动地展示了这种亲和力。
我在另外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小海的这首创作于1980年的诗歌,今天读来依然毫无年代久远之感,“它向我们提示出贯穿了小海诗歌创作实践的特质:对口语的转化力,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力,对隐含的戏剧性的洞见,还有,将诗歌引向内心深处的探寻,曝露自我的坚执和持守、矛盾和分裂,并诉诸审美的救赎。
”这次的装置作品当然不是对这一诗歌特质的简单演绎,而是对其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尤其是不同声音的朗读将这首诗转化为一种声音艺术的形态,而货真价实的狗笼则制造了引逗好奇的当下情境:简单直白的现成物与循环往复的多语言朗诵之间构成的张力,似乎在暗示诗歌与日常之间应有的关系状态。
展览现场年度展上的这些作品,不管调用怎样的语言,实际上都是在打开我们的感知。
曾毅的《收视返听》像两尊门神迎接踏入展厅的人们,那极富夸张而戏谑的感官形状和身体色彩,在我看来,提示了人的“动物性”存在。
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主义话语霸权,都在堵塞着我们自身感知的通道,我们“收视返听”的能力实际上在退化,各种义肢正在将人推向赛博格定义的存在物。
这种“后人类”的焦灼感或许既是当代艺术存在的表征,也是其存在的理由。
当我们在刘平的油画中去感知“一棵树”的独特样貌,在陈平的“一米阳光”中感受植物和纸张之间某种神秘的交流,在李牧的行为-录像装置中体会“禅之漫步”,在王恒的油画中发现被忽略的“相似性”,在乔万华的“涂鸦”中听见难以按捺的笑声,在李蒙远的“无题”里努力辨识差异,在朱亮的“大象”那里,久违的稚拙和纯真被唤醒,在金范九的名片上读解媒介变迁中叠映的万千气象……当我们如此逡巡于艺术作品之间,我们的经验身体所加载的诸多规范的绳索,正在被一一地解开,生活世界于是显得如此不同。
当然,当所有这些与我们感官的规范角力、释放我们感知能力的时候,艺术作品本身似乎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义肢”,也就是说,这些艺术悄然与我们的身心交汇,召唤和塑造了我们不一样的感知方式,甚至将我们引诱到无解的世界,迫使我们放弃确定性,面向多义性。
杨明的《360度全聚焦》将这种情形推向了一个极端。
它在庞大的“身躯”插上许多灯头,也间杂着其他废弃物,聚氨酯材料无法控制的随意流淌中随时凝结成的大大小小的气泡物,暗灰的色调中随时迸发出灼人眼目的色彩……所有这些构成一个无以名状的庞然之物,一个宣示着否定性的物件。
它一方面显示出拒绝一切界定和框范的意志,让所有的语言在其面前失效,于是令人感到难堪和不安;另一方面,又刺激我们去看,去触摸它起伏的沟壑,甚至去扣下那些突出的泡泡,去叩击它并试图听见内部的声音。
如此,观看者与作品之间形成无言的对峙,在对峙的无言里,是无奈与和解、抗拒与放弃的情绪交战,人之“零售的理性”和“破碎的知识”无疑受到嘲弄。
这不是说艺术就应该高傲而拒人千里,而是意味着面对其存在,我们需要放下陈规,于无所依傍之中,以别样的“语言”言说这个世界。
展览现场这样的“语言”追求见诸年度展上各个艺术家的作品,一批“00后”参展艺术家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努力尤为令人欣喜。
章云锐运用软尺和PVC材料制作的《美丽尺度》,悬挂的人体形态令人心惊,斑斓的色彩撩人眼目,内在的束缚以充满反讽的方式得到再现,同时传递出挣脱的渴望。
在陈思雨《基因总动员》营造的富有剧场感和游戏性的情境中,那些玩偶或是随机而无规则地碰撞,或是在与外界的感应中行动,无不构成紧张的关系。
周园园的《对,对,对,对吗……》是幽默而绝望的讽喻,它展示密闭的空间里机械的转动,外力的触摸虽然引起泡沫圆珠的移动,却根本上无法改变那些被操控的小人头儿,于是最日常的生活场景与人被规训的精神状况关联起来。
陈培鑫《那些不可避免的》里,以传感器、灯光、床、白色的床单和黑色的耳机,指向人的听觉、视觉和行动构成的无法自控的连锁反应,隐喻了一种无望的闭环。
施雨的《我抓不住的——关于我的那些》以富有空间感的装置转喻了感知时间压力的内心图景。
从这些作品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创作者们自我表达的强烈渴望,而且能感受到他(她)们更在意寻求属于自己的语词,建立连接和交流的通道,尽管不无稚嫩,却足以称之为“勇敢者的游戏”。
在展览的现场,当陈思雨告诉我《基因总动员》受启发于余华的小说《1986年》时,我惊讶而又欣慰这部极其“残酷”的小说在年轻的艺术家这里得到了如此的呼应。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渝浩《本来无一物——30天艺术项目》,体现了对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录像艺术加以综合运用的能力和对这些艺术方式颇为自觉的控制,从而以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沉静和内敛穿透混杂的物象,追寻清澈而有深度的思考。
年度展上的这些艺术作品以一种集合的方式存在,也就让展览本身可以视为一件艺术品。
扩大开来说,展览所激活的展陈空间,展览所吸引的参观人群,都成为这个艺术品的有机构成部分。
这种有机性就在于,其中涌现的各种连接,触发的各种交流,激起的各种疑问、困惑、慨叹、惊奇,释放的各种想象……所有这些都在我们每日如斯的生活轨迹中划出深深的口子,让我们舒扩心胸,自由呼吸。
展览现场无疑,这是发生在苏州的当代艺术,也就是说,它是在地的。
夏回不久前接受访谈时说“区域是一种命运”,我想也就是对这种在地性的强调。
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命运,并不意味着被动接受和顺应,而是意味着主动地面对和积极地与之周旋。
对当代艺术而言,在地性并非是标签式的、僵化的教条和抽象,本地地传统的态度也并非只是可标识和辨认的元素。
当代艺术是以充满不安和富有个性方式感应当下,并与在地传统发生多维的、复杂的对话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当代艺术也在生产出新的在地性,即它本身成为地方知识、地方感知、地方情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而参与地方更新,建设更加开放和丰富的地方。
苏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而又富有现代感、充满活力的城市,应该有与之相配的当代艺术。
在我看来,30度多一点·艺术生态纪录项目组对30度的双关性的阐释——苏州当代艺术的状况和苏州地处的纬度——预示了这样的期待。
年度展及其背后的所有努力都表明,这期待不是置身事外的想象,而是足踏实地的行动,以促成当代艺术让苏州这座城市引以为傲。
作者简介:陈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交往理论视阈下的城市公共艺术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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