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罗尼：花近70年的时间，只为用相机拍摄下普通人生活的日常

翻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了时间、空间、经历、情感的它让时间一下子回到了20世纪初的巴黎。
1929年的法国索邦大学，一位19岁的年轻人正在法律系的课堂上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曲家，由于母亲是钢琴教师的原因，所以自己的这个想法应该不难实现。
但转念一想家中体弱多病的父亲和窘迫的经济条件又不免惆怅起来，为了帮父亲分担一些工作上的压力，他从小就在父亲的照相馆帮忙润色照片，15岁的时候父亲送给了他一台相机，然而他的志向却是可以成为一名音乐会上的小提琴手，那时的他会在一家餐馆的管弦乐团进行演奏。
虽然他是父亲的得力帮手，但他对摄影有一种天然的惧怕心理，就连他自己也不说不清什么原因。
3年后，父亲得了癌症，那时刚服兵役回来的他被父亲叫到床前：“维利，我的儿子，你知道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这家店了，我雇不起洗印工人，也没有人可以替我做拍摄的工作了，我需要你来帮我。
”作为儿子自然不能拒绝一个父亲的请求，那时22岁正对梦想怀有激情的维利不得不中断小提琴的学习，放弃当一个作曲家的梦想，开始接手父亲的照相馆。
一天夜里，巴黎刚下过一场雨，那时的维利还是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正准备拍几张夜景照，走在米勒街上时，维利心想：真是天赐良机，刚好可以试着拍摄一个全新的蒙马特高地，维利架起三脚架拍摄了一张夜幕下形单影只的雪铁龙出租车。
米勒街 1934几年后父亲去世，他卖掉了家族企业，一个月后，维利在巴士底广场用手里的相机拍下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没想到照片在维利哥哥的帮助下，出现在了《人道报》上。
自此，维利加入Rapho摄影社，正式开启了他的职业摄影师生涯。
工作期间，他遇到了大卫·西蒙和罗伯特·卡帕，这两位年纪和他相仿的摄影师对摄影的态度深深的影响了维利。
1930年代，自幼就精通多种语言的维利开始出国游历，并于1938年3月，拍摄到了他自认为毕生最满意的作品，雪铁龙罢工事件。
照片中的女工会主义者罗丝·泽纳(Rose Zehner)在众人的簇拥下，正愤怒的用左手指着前方。
1930年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发展矛盾最尖锐的时代，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诸多矛盾中最主要且最有代表性的矛盾。
维利用手中的相机敏锐的记录下了人类为争取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而勇敢抗争的精彩画面。
1940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维利逃到南方的维西法国，在一个巡回剧团待了一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他从事过很多职业，包括做一位首饰绘画女画家的助手，两人在工作中暗生情愫，而这位女画家便是维利日后的妻子玛丽·安妮·兰西奥。
1945年维利加入共产党，同年春天应国家铁路公司的要求来到火车东站进行采访报道，人满为患的车站里，他突然发现一名护士正与她曾照顾过的战俘告别。
他随即用相机记录下了他们离别的场景，但他拒绝将这张照片交给法国铁路公司，直到三十年后才将这张照片刊登在一本书中公之于众。
二战结束后，维利一家于1946年再次回到巴黎，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维利也找到了一份报社摄影师的工作，1947年的一个周日下午，维利前往桥连城给《费加罗报》做一个关于露天小咖啡馆的报道，一跨入店门，维利就被一群舞动的身影所吸引，强烈的拍摄欲望使他恨不得立马按下快门，但他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将这一切永远的定格下来。
他在一对情侣的背后爬上了一把椅子，这时一名男子正领着两个女孩“闯入”了镜头，维利示意舞者靠近点，男子马上就理解了他的意思，并带着左右两个舞伴踏着舞步迎向他，维利快速的按下了快门。
等男子回到座位上时，维利才发现男子的一只脚行动不便，之后，维利收到一封来信，写信者正是右边跳舞的姑娘，姑娘在信中表示，自己时不时的在杂志上看到这张照片，她和左边跳舞的女孩是幼儿园时代的伙伴，至于那个男子，她们并不熟悉，那是她们三个跳的唯一一个舞蹈，自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子，但她为这幅照片中所呈现的一切而感动。
1948年维利在普罗旺斯买了一个房子，第二年夏天一家人过来度假，一天中午在阁楼上装修的他发现少了个工具，便下楼去取，刚走到楼下，就看见阳光从旁边的窗户照射进来，刚午睡醒来的妻子在洗漱台前正准备洗漱，维利觉得这一幕很美好，急忙对妻子说：“亲爱的，别动。
”然后赶紧拿起旁边桌子上的一台禄来福来照相机，往台阶上退了三级后以一个略带俯视的视角连拍了几张照片。
拍完后他觉得妻子的脸如果能同时出现在镜子里一定会更美，于是他又拍了几张。
结果他发现如果脸出现在镜子里的话，人就需要站直，这样的话整个照片就会很僵硬，没有之前的那种放松状态下的姿态好，于是他还是选择了最开始拍摄的那张照片。
这张照片被维利视为珍宝，一辈子带在身边，就像是护身符般，对于这张照片他表示“奇迹是存在的，因为我曾遇到过它。
”1950年维利来到一个位于上莱茵省（Haut-Rhin）的纺织厂准备做一个报道，陪同的厂主向他介绍了纺纱厂和织造厂的经营概况。
突然他转头对厂主说：“抱歉，请稍等一会儿。
”维利看到一名年轻的妇女正跪在一台织机前，神态优雅地想把一条断了的线打好结，这位漂亮的妇女使他联想到一个正在抚弄竖琴的音乐家。
他不想错过这个瞬间，因为一旦错过，就可能不会再出现了，他必须拍下这个画面。
断弦之后一位恰好认识图片中女工的当地朋友告诉维利，这名女工在后来遇上了一位美国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将女工从工厂带到了美国，两人在美国结了婚，但不幸的是女工的丈夫在几年后去世了，女工在回到阿尔萨斯（Alsace）几年后也去世了。
女工的命运好似图片中的细线，福浅命薄。
维利从不拍摄重大题材，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用浪漫的眼光拍摄了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末这个阶段普通法国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的作品大多也都是一些街拍类的人文摄影，对此他说道：“我不喜欢空空如也的街道，对我来说，人群比周围的建筑和环境有趣的多。
我不是记录这座城市的样子，而是在记录这座城市的感情。
这座城市的感情，对我来说既是摄影、也是诗歌、也是音乐。
我不会专门去找那些稀奇、古怪的事物，生活对我来说才更有意义”1952年，维利为一个名叫“又见巴黎”（Revoir Paris）的报道组拍摄一组命题式照片，照片要求：这篇报道讲的是一个巴黎人在纽约生活了十五年之后，重回故里，欣喜地发现还能认出巴黎的所有标志性符号。
维利觉得巴黎的法棍面包是这些标志性符号中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只是拍一个面包店，就未免也太普通，没什么意义。
一天中午，他在家附近的一个面包店旁闲逛，思考着如何拍摄一组特别的照片时，在面包店排队的人群中他一眼就发现了一个样子十分迷人，还带点儿小调皮的小男孩和他的奶奶正在排队，他上前询问老人家：“打扰了，夫人，请问等您的孙子买完面包出来后，我可以为他拍一张照吗？我想拍他夹着面包跑步的样子。
”“当然可以了，如果您愿意的话，为什么不呢？”于是维利耐心的在一旁等待着，为了拍到一张最好的照片，他前后让男孩跑了三趟，才拍下这张活泼动容的照片。
维利的街拍作品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1953年他和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等五位法兰西摄影师的作品在纽约市曼哈顿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1957年打算拍一些新作品的维利攀上了巴士底纪念碑顶，观察了一会儿他发现纪念碑的倒影落在一栋房子上，而房子又恰好位于广场和理查德–勒努瓦大街（Richard-Lenoir）的夹角处。
而广场上的汽车在俯视的角度下就像汽车模型般小巧，维利赶紧拿起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
巴士底纪念碑的倒影拍完倒影后，在准备下楼之前，维利又快速抓拍到了一对恋人，他只用一次就成功了，因为那对恋人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这张照片就是《巴士底恋人》。
巴士底恋人1962年为了纪念和妻子的夏日旅行，维利决定拍一张照片来留念，从瑞士自驾回来的途中，他们一般凭感觉看地图找路，视情况决定是否在路边停车露营接近傍晚时分，他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露营地，最后只能借住在一对老夫妇的农舍里，在决定多留一个晚上时，他用相机给妻子拍下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念。
德欣州的一座村庄1972年，维利再次离开巴黎回到普罗旺斯定居，这时期的摄影种类越来越多，职业摄影师的人数也不在少数，虽然维利会定期回到巴黎进行一些必要的拍摄工作，但更多新锐摄影师的出现使得他的名字也正逐渐被大家所遗忘。
1979年从事摄影半个多世纪的维利，获得法国教育部颁发的摄影艺术金奖。
法国总统萨科齐称赞维利用手中相机为一代又一代法国人"永远留住了属于人民的、富有诗意的法兰西。
"总理菲永也称赞罗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见证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维利的两位摄影师朋友说服他出版自己的摄影回顾集。
于是1980年，70岁的维利再次回到了巴黎定居在20区，重新开始从事他热爱的摄影。
直到2001年，91岁高龄的维利才因身体状况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相机，虽然不拍照了，但他仍然保持清晰的头脑和创作热情，参与摄影活动。
2003年95岁高龄的布列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收集了全球范围内自己这一生最推崇的85位杰出摄影家的代表作并在巴黎办了一个展览——《布列松的选择》。
其中就包括维利于1947年在旺多姆广场拍摄的照片。
你可能不知道维利·罗尼是谁，但你一定看过他的作品，这个比布列松小两岁的法国摄影师虽不及布列松那么人尽皆知，但在他的摄影生涯中，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他与布列松、布拉塞、杜瓦诺一同，被列为法国人文摄影派的重要支柱。
他拍摄巴黎生活前后将近70年，用一张张普通人生活的日常记录下巴黎生活的点滴瞬间，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