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翻山越岭,只为看到最美风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上的行走化为纸端的文字，纸端的文字成为历史的记载，历史的记载又指引着后世的历史学者踏上考史之旅。
他们或是在草原大漠中探察历史的踪迹，或是在古城乡间搜寻过往的传说。
本期专题，我们邀请了罗新、王笛、谢湜和胡成四位历史学者，跟随他们的脚步，分别代表了北、南、东、西四个方向，跨山越海，行走在历史的古道上。
罗新以北京的健德门为起始，到终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明德门，行走了元代皇帝往返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辇路；王笛走遍成都的茶馆，书写“袍哥”的历史；谢湜考察浙江的海岛，发掘明清之际海岛社会的变化；胡成沿着西北古道，一路搜集被岁月风尘湮没的沉默故事。
这是人与时空达成的契约。
怀着一份对过去的好奇，装着一份对历史的敬畏，还有对真相坚韧不拔的执着，走上山海之间的历史之旅。
《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9日专题《山海故人》的封面截图专题《山海故人》B04-B05版专题《山海故人》B06-B07版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9日专题《山海故人》的B01-B03。
谢湜、罗新、王笛、胡成的专访完整版将会在接下来几天的二条进行推送，今日的二条即推送了谢湜专访的完整版，欢迎大家关注。
「主题」B01丨山海故人「主题」B02-B03 | 山海故人：行走于历史的天地之间「主题」B04丨罗新：在长城地带走近被忽视的普通人「主题」B05 | 王笛：在成都古城发现平民历史的连续性「历史」B06 | 谢湜：在浙江海岛寻找日常与非常「主题」B07丨胡成：古道足印下湮没的西北往事「文学」B08 | 《不安之夜》荷兰90后的“震惊现实主义”之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旅行由脚下的足印构成，历史则建筑在记忆的沙丘之上。
历史旅行，就像是行走在沙丘之上，双脚会不自觉地陷进记忆的沙土里，每一步跋涉，都会扬起前尘往事弥散在四周。
公元670年，当陈子昂站在幽州蓟北城楼上时，他的内心定然生出一种不胜古今之慨。
他熟读史书，知道脚下这座城楼，据说是建筑在千年前战国时代燕昭王著名的黄金台遗址之上。
战国时代，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英雄豪士心神向往的绚烂时代。
挟策士人，纵横辩客风尘仆仆，辇毂于道，各以才智计谋，求售于列国诸侯。
燕昭王正是这些策士辩客趋之若鹜的归宿之一。
这位志在富国强民的君王招徕士人的政策之一，就是在易水之滨修筑一座高台，台上存放黄金千镒，以为延聘士人之资。
无论是贪财慕利，还是真的被燕昭王的千金难买的求贤诚挚所打动，四方士人辐辏燕国，燕昭王也卒成一代霸业。
《陈子昂登幽州台图》，许多画作将陈子昂画成站在一个高台或山峰之上，但事实上，陈子昂当时是站在蓟北城楼上。
见他的好友卢藏用为他撰写的《陈氏别传》。
事实上，燕昭王黄金台的传说，在先秦典籍与《史记》中皆无记载。
晋代鲍照《放歌行》中，才第一次出现“黄金台”之名，指的还不是燕昭王的黄金台，而是燕国末代太子丹的金台。
直到隋代《上谷郡图经》中，才莫名其妙地首次出现“黄金台，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的记载，但对生活在初唐时代的陈子昂来说，黄金台已经由一个东拼西凑的传说，变成了一个信而有证的历史记载。
那么他怆然泣下的所在，便不再是一个建筑在虚构传说之上的当下建筑，而是一段令人慨叹追念的真切历史，而这段历史，对身处此地的陈子昂来说，更扣紧了他此时此刻的心弦。
696年，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契丹部众，因对营州都督赵文翙奴役暴政不满，在突厥默啜可汗的支持下，起兵反叛。
武则天派出子侄武攸宜前往平叛，陈子昂作为参谋随军同行，前往幽州。
但这场战争开局不利，前军相次战败陷没，武攸宜大为震动。
陈子昂相信自己建功立业时机已至，因此主动进谏，请缨带兵。
但在主帅眼中，他不过是个体弱多疾的书生，因此不仅拒绝了他的请战要求，更因为反感他的喋喋不休，将其改署军曹闲职，掌管文书。
因此，他登上蓟北楼，自伤身世，而泫然流涕，放声高歌这首《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并非一位刻意追寻历史记忆的旅行者，但历史记忆却会主动找上他。
当他站在蓟北楼上流泪咏唱《登幽州台歌》时，已经道破了历史旅行的个中三昧——历史之所以能与旅行连臂而行，正是因为历史具有一种穿越时空俘获心灵的魔力，它能让旅行者的脚步跨入另一个时空，让现实行走踏下的足印与历史留下的印记在某一个时空交汇点上相合，从而让旅行者当下的心灵与过去发生共振。
纵然是陈子昂含泪感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他内心中分明清楚，他所向往的，正是那已经不见的古人史事。
他分明站在这段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历史却没有在他的身上重演。
他想寄望于来者，但来者又非他所能逆料。
他只能孤独地站在现实之中，为历史的逝去，为将来的未来而怆然泣下。
历史旅行，正如走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左边是历史的幽谷，右边是未来的深渊，而自己正走在现实的山脊上，时时左顾右盼。
史与文前可见故人马第伯正在山路上跋涉，但“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于是他只好“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
直到上到半山腰，马无法再向上攀爬，他只得将马留下，继续步行攀登。
此时，他已经距离平地二十里之高，向南极目眺望，无所不睹：“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
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如无道径。
遥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以为白石，或以为冰雪。
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
”山的雄浑高峻，人自身的渺小，以及轻度恐高症患者自下而上仰望时的那种眩晕感，都被马第伯一一状写描述。
考虑到这是中国现存于世的第一篇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旅行记录（如果排除《穆天子传》这样充斥着怪力乱神的半真半假的游记，马第伯的游记也是第一篇真人真事的真实旅行游记），不得不承认其写物状景的笔法之圆熟，使人如临其境。
但马第伯的这场旅行，也并非简单的游山玩水，而是负有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一如这篇旅行记录的标题《封禅仪记》，他所记述的，乃是东汉光武帝在公元56年封禅泰山时，他作为先行官登泰山进行准备的过程——他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参与者。
为了筹备这场有汉一代最重要的历史盛典之一，他必然也要留心前人举行封禅大典的历史，作为如今举办仪式典礼的历史借鉴。
虽然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举行过封禅仪式，但它们毕竟太过久远，以至于久远到不知是否真实存在。
能够从真实历史中取材的，就只有前朝秦始皇与本朝汉武帝所举行的两次封禅。
秦始皇封泰山碑，北宋拓片尽管从汉武帝时代到马第伯所处的光武帝时代，中间经历了王莽新朝的中断和兵连祸结的天下大乱，距离秦始皇时代的封禅，更增加了一重秦末大乱的破坏性因素，但马第伯还是找到了当年武帝封禅时留存的一些古迹，包括一块祭坛上的石头，“状博平，圆九尺”，因为“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
从泰山天门郭东上一百余里，马第伯又找到一个木质乌龟，“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
又向东北方行百余步，终于抵达封禅之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
在正式封禅的祭坛上，马第伯看见“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这些混乱狼藉地铺在祭坛上的钱物，也被说成是“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用的物品。
传说与遗迹构成的历史记录，与亲身体验所描摹的文学叙述，两者同时存在于马第伯的这篇旅行记录中。
尽管它纯属公务出差的记录，但作为游记，它同时兼具文学与历史两个面向。
而这两个面向，也成为了后世中国旅行文学的两条道路。
文学用以状写景物，抒发心情，驰骋想象，展现的是遣词用句的才华；历史则着眼于精准地记录，以及对蕴藏在路途与景观之中的幽微史事的钩沉汲隐，它所彰显的是博览群书的学识。
公元四世纪东晋高僧慧远的名作《庐山记》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开篇一节：“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
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
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
《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
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
或云续受道於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
描述地理形势以定位其所在，引经据典考证其来由，记述传说以论证庐山得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