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退出平遥电影展(平遥电影节贾樟柯回归)

“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最后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闭幕的前一晚，贾樟柯在接受记者群访时平静地宣布了这个消息。
消息来得过于突然，至今无法探究背后真正的原因。
但唯一确定的是，从下一届平遥影展（如果有下一届）开始，贾樟柯再也不会站在红地毯上迎接每一位宾客，也再不会为每一部入围的华语片做首映场主持。
2017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第一次在平遥古城举办。
柴油机厂改造的电影宫，新架起的大银幕，平遥本地的老百姓站在门口，搞不懂“宫里”在搞些什么事情。
在一个小县城办一个国际级影展不容易，大到政府关系，选片，电影人和嘉宾邀请，小到当地志愿者、服务人员的培训，平遥影展都是从零做起的。
虽然只经营了四年，依然有诸多不足，但平遥影展的各环节设置和整体氛围是国内最接近于成熟的国际电影节、影展模式的。
这与贾樟柯和团队多年来丰富的电影节经验密切相关。
很多人为平遥影展的“去贾樟柯化”担忧。
毕竟，在大众眼中，已经举办四届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与“贾樟柯”三个字是划等号的。
这个国内最接近国际电影节模式的民间影展参杂着太多贾樟柯的个人资源、人脉和号召力。
如果失去个人化的标签，这个小县城里平地而起的电影宫还能笼络多少人心就是个未知数了。
2018年，《江湖儿女》上映前后，《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期贾樟柯封面，标题为《贾樟柯的电影江湖——个体、时代、时间》。
也是在那一年，电影宫里能同时容纳300人用餐的江湖儿女餐厅开张了。
两年之后，贾樟柯在离餐厅不远的媒体中心挥别他一手打造的平遥电影江湖。
「贾樟柯的电影江湖」记者｜宋诗婷江湖儿女《江湖儿女》里，有一场戏情感浓度最高。
斌哥和巧巧在奉节重聚，两人坐在小旅馆里，不知话从何说起。
那场戏空间很小，台词很多，还是个长达8分钟的长镜头。
拍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赵涛总担心演起来听不到对方说话。
“但导演一喊开始，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赵涛和廖凡一下子掉进情绪里，一场戏下来，哭得情不自已。
“后来，导演说，不行，情绪释放得太多了。
”歇了一会儿，又拍了两条，最较劲的一场戏就这么顺利地拍完了。
《江湖儿女》剧照“这场戏是他们感情的核心，放在以前，我可能用别的方法处理过去了，写作技巧上完全可以避掉。
但我不想躲了，它可能不轻巧，有点笨，有点卖力，但这两部戏我都特别不想回避这个。
”贾樟柯解释。
的确，《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是这些年来贾樟柯情感最丰富的电影。
《山河故人》讲的是情感的离散和无处安放，《江湖儿女》却是严格意义上他的第一部爱情片。
电影《江湖儿女》拍摄过程中，贾樟柯和廖凡说戏（受访者 供图）电影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巧巧和斌哥是贾樟柯2002年的作品《任逍遥》里的角色，在那部电影里，巧巧是矿区的模特，有个半黑道的男朋友乔三。
那年，斌哥还叫斌斌，是搂着高中生女朋友，坐在录像厅里看动画片的小混混。
在《江湖儿女》里，斌斌成了廖凡演的斌哥，巧巧依然穿着当年电影里那几套衣服，却成了斌哥的女人。
《任逍遥》里的巧巧，贾樟柯在《江湖儿女》里沿用了这个人物电影里，斌哥和兄弟们端着脸盆喝“五湖四海”，这喝法贾樟柯高中时就试过。
他身上一直有股小镇青年的江湖气。
上大学时，读书很认真，但老师觉得他“坐也坐不直，像个小混混”。
关于《江湖儿女》的灵感，贾樟柯讲过无数次。
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个女神和一个崇拜的大哥，贾樟柯那位大哥二十来岁，常在街上混。
有次家门口发洪水，个头小的贾樟柯有点害怕，大哥走过来，一把把他夹在胳膊下，走几步，扔在了马路对面。
那一瞬间，大哥的形象更高大了。
很多年后，贾樟柯回家过暑假，看到门口蹲着个人，穿着白色跨栏背心，在吃面条——大哥老了。
导演贾樟柯（视觉中国供图）贾樟柯似乎在这部电影里给出了很多答案。
《任逍遥》里，斌斌和好朋友小季想像乔三一样有把枪，有了枪就不会被欺负。
《江湖儿女》里，斌哥有枪了，那把枪不仅没能保护他，还连累了自己的女人。
当年，巧巧和父亲走过河滩，去等公交车。
17年之后，河滩、公交车站，还有他们身后的厂房，都没有半点变化。
“社会飞速发展，但有非常多类似的角落被遗忘，被抛弃了。
”贾樟柯说。
巧巧沿着贾樟柯另一部电影《三峡好人》的足迹去了奉节，在那部电影里，同样是赵涛饰演的沈红去奉节找丈夫，打算与他分手。
如今，巧巧穿着同一件黄色衬衫，握着同样撕去标签的矿泉水瓶，在已经完全变了样的奉节新城寻找斌哥。
《三峡好人》里赵涛饰演女主角沈红。
在《江湖儿女》里赵涛重复了这个造型江湖人斌哥认了怂，不是江湖里的巧巧回到老家，经营一家麻将馆，过当年斌哥过的江湖上的生活。
巧巧和斌哥在奉节的段落很出彩，女主角赵涛也觉得演得过瘾。
她终于弥补了多年前的遗憾，那会儿，他们在三峡拍《三峡好人》，赵涛在废墟上走来走去，拍完也不太清楚电影是个怎样的故事。
但最后，那部电影竟拿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本命年2006年是贾樟柯的一道坎儿，36岁，本命年，“一切都非常凌乱”。
那年，他拍完了两部电影，艺术家刘小东的纪录片《东》和剧情片《三峡好人》。
《三峡好人》后期剪辑时，贾樟柯的父亲查出患了肺癌，他开始辗转于病床和剪辑台前，在儿子和导演间来回切换。
其间还夹杂着四五次补拍，剧组一次次重返三峡，和正在消失的城市、废墟抢时间。
拍到后来，副导演韩杰绝望了，坐镇后方的剪辑指导林旭东接到过韩杰的电话：“林老师，你劝劝导演，别再补了。
”林旭东还接到过几次贾樟柯的电话：“嘟囔了几句近况，整个人有点颓。
”《三峡好人》剧照韩杰记得，因为素材量问题，《三峡好人》经历了漫长的剪辑期，“特别仓促，到后来大家都不太有信心了”。
仓促到什么程度？林旭东皱着眉头，回忆了《三峡好人》的威尼斯之旅。
也算得上是人在囧途了。
后期做到最后一刻，还来不及输出，导演就得往机场赶了。
“得亏那天国航晚点，贾樟柯中午赶到，才上了飞机。
”林旭东记得，那天大家从北京出发，在慕尼黑转机去威尼斯，不出意外，十几个小时后，就能享受水城明媚的阳光。
但那天也怪，飞机莫名要转去华沙加油，到慕尼黑后已经来不及再飞威尼斯。
大家只能在当地过夜，“贾樟柯还跟空姐吵了几句，他心里急，脾气挺躁的”。
另一路人马也不太顺利。
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制片人周强守在电脑旁，片子一输出就赶快打包拷贝，准备往机场赶。
周强是香港人，他原计划是从北京飞香港，再从香港赶去威尼斯。
没想到片子做到这么晚，北京飞香港的机票早就没有了，“只好飞去深圳，再坐火车入港，好一顿折腾”。
最后，周强和贾樟柯一行人到威尼斯的时间只差了几个小时。
考验还没结束。
受费用和拍摄方式限制，《三峡好人》是用索尼手持摄像机拍的，转成胶片后，谁都没在大银幕上看过。
周强一到，大家就跑去电影宫测试拷贝，“画面一出来，没问题，这才踏实了”。
几天后，《三峡好人》在威尼斯首映，电影放完，林旭东觉得有戏，“碰到好几个欧洲影评人，大家都特别喜欢”。
如果《三峡好人》没能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韩杰不确定贾樟柯后来的事业和电影风格将转向何方。
《三峡好人》之前，首部上映的大银幕电影《世界》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
“试图做一个华丽的包装，但外界认为，概念大于内容，批评声挺多的。
”韩杰说，当时，工作室正转为公司化运营，大家都没有经验，资金一度吃紧，“所以，《东》和《三峡好人》的预算非常有限”。
后来，贾樟柯不止一次说，《三峡好人》让他又找到了拍《小武》时的感觉，粗粝却真实。
如今回看，《三峡好人》和《小武》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贾樟柯面对的都是“拆”这个社会现实，拍摄过程都缺钱，做《小武》时是名不见经传，作《三峡好人》时是他第一次面对质疑，这些负面因素和历史性的三峡工程相撞，碰出了火花。
《小武》剧照剧本是仓促写完的，贾樟柯带着两个副导演找了个咖啡馆，他站在那自言自语地表演，副导演记录脚本，四五天就弄出个剧本。
《三峡好人》拍了很多广角加长镜头，韩三明和赵涛在工地里走来走去，专门等那些工人从屋顶往下扔材料的时候，贾樟柯想捕捉现场的烟尘和破坏感，相较于人的情绪，《三峡好人》里环境的情绪更动人。
“那是一种在新闻敏感性下产生的创作欲望，到了现场，他很快忘记剧本本身，进入了一种几乎是应激反应的拍摄状态。
”韩杰说。
《三峡好人》得奖，贾樟柯事业上一下子拨云见日了，一回北京，就有公司找上门想拍广告，下一部电影的投资也有了着落。
但有些事再也补不回来了。
那年春天，父亲去世，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依靠。
“那之前，贪玩，只想着拍电影。
照顾家庭，照顾母亲，父亲走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
”他说。
抢拍电影除了拿奖，上一个本命年，贾樟柯还谈下一个大项目——跟香港导演杜琪峰合作，拍部古装片《在清朝》。
电影筹备的消息传了12年，直到2018年，又一个本命年，《在清朝》依然是个传说。
“没办法，产能过剩，我对历史感兴趣，但总有现实的、鲜活的想法出来，这两部分总在打架。
”贾樟柯说，当年，《在清朝》的预售非常好，这会儿，老板已经把钱一家家退回去了。
“历史的东西什么时候拍都行，时代的变化现在不拍，一转眼就过去了。
”印象中，贾樟柯一直在拍“拆”。
长片处女作《小武》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