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淀法院，她们努力建设“无障碍法庭”

在北京，专业从事法庭手语翻译的人非常稀缺。
这少数人中有年事已高的大学教授、有退休多年的聋人学校的教师，还有李荣——一名特教工作者，2005年前后在一名退休老教授的推荐下，李荣利用课余时间接触法庭手语翻译，之后便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让我们跟着李荣一起，看看法庭上的真实手语，是什么样的。
法庭上的真实手语李荣接受《方圆》记者采访，介绍法庭手语翻译需要注意的事项。
（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如果你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可查询到，自2001年以来，与聋人有关的案件在全国约有1万起，其中刑事案件有9000余起，民事案件有600余起，今年1月至8月共发生了44起以聋人为嫌疑人的案件。
一般来说，听障人士是指听力因各种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而受损的人，而聋人更多指的是以手语为母语，拥有手语文化的人。
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从被捕、讯问、起诉到审判，不管是在法律诉讼的哪一个环节里，手语翻译员都是他们理解他人与表达自我唯一的传声筒。
作为一名健听人（指听力健全的人），手语翻译员首先要做的其实是重置自己整个的语言表达系统，让手语成为“第二母语”。
李荣对《方圆》记者介绍说，法庭手语翻译有三座难以跨越的大山：不同地域的聋人使用手语方言的差异性、大量书面语与法律术语的翻译难度、聋人复杂特殊的心理状态。
在真实的手语语言世界里，没有标准答案。
手语就像万花筒，绝不存在唯一一种手势。
在中国，可以说有多少地区、多少方言，就有多少种手语。
在庭审过程中，面对不同区域的手语，手语翻译员同样需要记录、学习和记忆。
比如“身份证”这个词汇，一般的打法是指着身体在打“证”的手语，合起来就是“身份证”的意思。
但有些人会有另外的手语表达手语，翻译会观察并确认，最后运用对方的打法来表达“身份证”。
久而久之，她便能凭对方打的手势来判断出基本信息。
不同文化水平的聋人打出来的手语也会不同，然而更难的部分是自然手语与文法手语的表达区别。
自然手语是聋人的母语，是专属于聋人的语言，它区别于普通人的普通话和口语，并不依附于汉语。
自然手语多是对身边日常的一种模拟和再现，李荣说：“比如一个像山的东西，我就把一座山峰的形状打出来，他就会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我要表达水，我就打出一个波浪流水的手势，这些自然界所存在的东西。
”文法手语则是一种书面化的表达，它的词汇和文法结构更加复杂多变。
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李荣碰到的很多聋人是完全没有文法手语基础的，如何用自然手语来表达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是她遇到的最大困难。
比如最常见的解释罪名，检察官可能三个字就把罪名带过去了，“该嫌疑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诈骗罪、帮信罪”。
可对手语翻译员来说，她要花很长时间一点点地跟聋人解释这些罪名的意思，再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犯罪，“等于是把法言法语用具体形象的事件再来补充说明，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
帮信罪认罪认罚在翻译过程中，口型、表情、手势，三者要合一。
面无表情地打手语，其实跟机器人没有区别，聋人自然也看不懂手语翻译员的意思。
碰到特别棘手的案件，李荣还会用肢体动作来进行演示，当场给嫌疑人表演出当时的情景，通过模拟情境再现的方式帮助嫌疑人理解问题。
做法庭手语翻译需要不断去学习，每一个案例都是新鲜的，需要从头到尾去学习。
李荣对《方圆》记者表示：“千万不能依赖以前的经验，就这样躺在功劳簿里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新的问题总是会出现，需要不断成长。
”比谁都渴望融入主流社会庭审前，李荣（中）和聋人被告人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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