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滩人物志｜刘蕴德：下海庙的财神殿，是我当年行医的位置

祖父穿西装留影。
刘蕴德 图祖父是个“老克勒”他印象中，第一次看见楼上的女人，她两只硕大的乳房垂下来，摇摇晃晃，像两只扑棱的鸽子，就要飞起来。
夏天，她只穿一条三角裤。
很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只记得一个字——肉。
洁白的，巨大的，松散的肉，像夏天的巨浪一样向他涌来，让他幼小的眼睛受惊，愣在原地。
“阿蕴——”祖母的谩骂声从楼下传来，打破了震颤的寂静。
他咻的一声窜下楼，再也没回头看过。
从此，祖母立下规矩，不准上楼，不准和楼上的女人接触。
但祖母偶尔包了馄饨，还是会给楼上送去。
楼上的女人，姐姐从北京来看她，也会给楼下小孩子们带“甜得不得了”的饼。
后来，他逐渐从大人口中得知，楼上的女人是个画家，在针织厂里给毛巾设计图案，终年照顾中风的妈妈。
“咚咚，咚咚。
”从那以后，他总是额外留心楼上的声音，可除了脚步声，什么也没有。
“她们像不存在一样安静。
”祖母和祖父一样，是广东香山人。
她小时候缠过几个月小脚，就放开了，所以一辈子都是个大脚。
小时候也念过私塾。
他从来没看她看过书，却张口就能背很多古诗文，古诗词用广东话背，平仄入声此起彼伏，煞是好听。
她背一句，他也跟着念一句。
到了初中老师让他早自习背古诗，觉得很惊讶：“你好像什么都会背？”直到很多年后，他自己写诗，也还是照着粤语的平仄和韵脚，无师自通。
他和祖母住在唐山路的景余里，是当年稍微富裕一点人家的房子。
祖父拿十一根“小黄鱼”顶下有两个门牌号、打通了两个挨着天井的整个底楼的房子。
后来，他们就从四川北路上的“永乐坊”搬来了这里。
那一条弄堂，有犹太人、美国人、日本人，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各色面孔都讲上海话。
他的上海话是跟宁波人学的，长大后也不免带着宁波口音。
“在家广东话，课堂普通话，和同学讲上海话。
”据他说，原来的房子还要更大一些，新旧仅一条弄堂之隔。
“五几年的时候吃大锅饭，我们家只有我祖父祖母加上我父亲吧，一家人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就等于浪费。
”他们觉悟高，自动上缴了，原来“占着两个门牌号”的大房子，就成了烧大锅饭的地方，后来改作居委。
一家人换到了一排楼“五分之一”的小房子。
一楼住祖父母等四人，后几年又添了他们兄弟二人，共六口。
二楼住女画家和她母亲。
三楼是亭子间，住着位老太太。
手绘石库门示意图。
刘蕴德 图祖父是香山竹秀园人。
那时候，刘是当地的大姓，他和儿时的玩伴郭琳爽，也就是永安百货二代掌门人，一同来到上海，从服务生做起。
最初他只会广东话。
因为来往外国人多，他便一点点学英文，又因双手打算盘打得飞快，“两个手都像弹钢琴一样，打算盘的同时，也能算好几笔账”，就从服务生调去管账，一步步做到了永安百货财务部长。
祖父是在最风光的时候顶下了房子。
可他还是继承了那一代“老克勒”的风骨，精打细算，张弛有度。
“上一代上海人什么精？他们不该用的钱，绝对不会乱用。
像我祖父当时很多钱，该用的它可以很奢侈，但是价格的合理性发挥得很好。
例如酒，他只会买熊猫乙曲，节假日开心，会买瓶尖庄。
像泸州老窖、剑南春这样的酒，他绝对不会买，他只觉得酒能醉人就好。
绝不会为了面子去买任何东西。
”祖父爱吃鱼，尤其是刀鱼。
那时刀鱼从扬州来，配给菜场，两三块一斤，很难买到。
一条的价格可以去饭店吃十次炸猪排。
自然灾害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有买东西都要凭票。
“他和菜市场的人混得很熟了，人家会把新鲜的鱼留给他。
基本上白天都不敢烧，他怕引起人家不好的印象，总是等晚上，十一二点。
”那时候一般人家都只烧煤饼炉，但他家里有个美国造的火油炉。
火油比较贵，深夜祖父悄悄支起火油炉，放只蒸锅，在瓷碟上整齐地码好刀鱼，绿色的葱、黄色的姜绒和白色的猪油，在亮银色的刀鱼上。
“那时候，买回来肉都不是很瘦，就用肉膘熬猪油。
他从香港带回来很多不粘锅，不粘锅用到时间长，膜都褪了嘛，他把那个膜全部杀掉，做平底锅来煎猪油。
”等猪油渐渐化开，再放鱼，扑闪扑闪的火苗，小心翼翼烧着，门窗紧闭，香味都钻不出去。
再切一根香肠，蒸在饭上，配上煎好的鱼一起，就是一顿夜宵。
罗宋面包夹香肠。
刘蕴德 图那时候，家家也没有淋浴头。
到了晚上，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遍身子，就算洗过了。
稍微富裕一点的日子，祖父带他们兄弟二人去澡堂洗澡。
“海宁路百官街对面有一个浴室，里面的人都跟他认识。
然后他一直给引路的小郑小费，那时候就给一毛钱，一毛钱也是很多了。
”澡堂在海虹西餐社边上，洗完澡，到旁边点一只罗宋面包，夹两片红肠，片进去吃。
他吃东西总是细嚼慢咽，品尝很久。
吃饭的时候，祖父已经收拾好了，八十年代从香港回来的习惯未变。
从稀疏的头发反梳上去，抹发油，戴一副纯金框眼镜，花衬衫扎进喇叭裤，长到脚边，露出一双尖头压花皮鞋——香槟咖啡拼色。
如果回去后弄堂口见到漂亮小姑娘，就向人家吹口哨。
“他那时候年纪很大了。
我不用想都知道的。
背地都说他老流氓。
可他还是不改，快乐得很。
”“我就坐在下海庙现在财神殿的位置”毕业以后他买的第一双皮鞋，就是和祖父是一样的尖头压花皮鞋，32块钱。
“那时工资是36块钱，就当时用一个月工资买皮鞋哦！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练武术，都穿回力牌跑鞋。
”1983年，他凭借武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
那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所以电影票稀缺。
他觉得倒卖电影票是个好生意，便着手去干，天蒙蒙亮，就跑去窗口排队。
通常一毛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晚上六点钟在电影院门口，翻一倍也能很快卖出去。
靠着“初代黄牛”的营生，他赚了很多钱。
“我父亲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他就在贵州遵义的航天部，但我那时候倒卖电影票一周赚的钱就超过他一个月，最旺的时候，一天可以挣到八十多块。
”后来这些钱都在徐家汇新开的咖啡厅里，当时谈女朋友吃掉了。
后来，趁同学们回家过暑假，找了几个人一起包下宿舍的墙壁粉刷。
“真的，在我们广东人眼中，到了上海，到处都是钱的。
看你想不想去赚。
”祖父照片。
刘蕴德 图“那时候正好上海放一个连续剧，叫《上海滩》，里面有一个许文强，就是穿西装。
所以我们就开始都流行穿西装，而且是三件套，里面有背心和衬衫，加一条裤子，再一条西裤，西裤是翻边的。
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有一个习惯，就秋天一直喜欢穿衬衫外套西装背心”他第一身西装就是祖父的双排扣戗驳领西装，苏格兰条纹，紫红色领带。
“我读中医医药大学的时候，西装借给我同学都拨样子拨了好多。
他们借去让裁缝去照着做。
”现在，那身西装还留在他家里，是他最好的西装。
纯羊毛的料子，握在手里很轻，但暖和，多少年后还是如此。
念书的时候，他一直都对中医将信将疑。
“我当初学中医连教材都没，大学刚刚恢复。
我们的老师教我推拿手法，普通话也不会说。
”当时的师傅一口标准的是苏北话，他就一句一句认。
当初学手法也完全是传统的用法，每天练功，推沙袋。
在沙包上做“滚”法。
之后呢，再换很细的小石头推，石头倒出来，已经是碎的了。
如果是小儿推拿，孩子身子骨软，石头便换成豆腐练，推到最后，豆腐皮一张完完整整，里面碎了，就是过了。
“所以我们的手法是跟别人就完全不一样的。
”到了大四实习，内科病房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发烧一两个月，一到下午就体温到39度——吊水打针服药，西药一点用都没有。
那时，刚好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来会诊，他开了一个很简单的药方：白虎汤，但其中石膏的量，从原来50g加到250g。
“反正这个方子如果不是他的处方，医院药房是没人敢配的。
”最后，药下去，小孩子半天就退烧了，后继续住院观察，再沒烧过，一周后痊愈出院。
他的观念慢慢开始动摇了。
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虹口区的一个老中医门诊部，后来变成唐山路地段医院。
“我很喜欢这个医院，因为有很多老中医，关系都非常好，这个医院在哪里呢？就在原来的下海庙里面。
”他坐进下海庙的时候，里面的佛堂都漆成了灰色，佛像早已搬走了。
尼姑没有走，还住在宿舍里。
不过，宿舍从原来的四人一间，变成了独立的双人间，结婚的一对就住在里面。
她们大部分去了工厂踩缝纫机，靠着宿舍对面的马铁厂。
白天的时候，齿轮吱呀呀地转。
铁水浇筑，大汗淋漓。
办公室支开一张床，就是推拿室。
半个医院迁到了这里——针灸科，伤科，内科，外科，妇科，推拿科，齿科。
他坐在底楼，后来下海庙扩建，这里就成了财神殿。
每天早上四点，住在偏门的阿姨都会帮他们把热水壶灌满、地擦一遍。
阿姨有些做菜用的盐、糖，但从来没有油。
他若是煮火锅富裕了一些，便借给她添些荤腥。
值班的时候，他爱煮火锅当宵夜。
电火锅连同腌料、餐具塞在床下，被子收走，张开四角，推拿床就成了一张餐桌。
“煮火锅最方便，大家都喜欢来吃的。
我病人晚上带着羊肉就来了，天天聚餐。
”“我出来以后呢，其实干的第一份活就是儿科推拿。
我主要治疗什么呢——斜视、斜颈、腹泻。
中间我推过一个，让我完全改变对中医的看法。
”当时，诊所来过一个小孩子。
他出生以来就不会大便，治了很久也没有好转。
他妈妈找他来看，正好那时他在给小孩子腹泻诊治，问诊后，观察小孩子尿布里的大便，凑近闻气味，又把小孩子的大便舔了一下。
那小孩妈妈撞见，很是感动。
“医生就是样，你要做好医生。
”当即就把她儿子领来了。
“我还是按照这个增加肠蠕动，推了一个，一看没效果。
”后来，小孩爸爸来了，脸色黄里透黑，他问后知道是肝硬化，心想可能是遗传因素，根源出在肝上。
于是用五行学说，克木培土，调和肝脏，培补脾土，推拿了三个礼拜。
“他妈妈突然那天跑来兴高采烈地跟他说：我孩子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多年后，他在街头又碰见了这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前两年还看到了，现在已经又高又大，还讨了女朋友，又抱了孩子，还在跟我打招呼。
”九零年代初，下海庙恢复了，半边工厂走了，尼姑与佛像又还了回来。
佛像是新铸的，带着陌生的光。
满院墙壁又漆成了黄色，连同他推拿的时候，手法也在四面明黄的淹没下变得温润了起来。
当年唯一没结婚的“师妹”做了主持，十几个尼姑回来了，恢复了寺庙的生机，下海庙的香火一点点重新旺了起来。
如今的下海庙。
视觉中国 图逢着大年三十晚，是下海庙最金贵的时候，抢着烧大年初一头一炷香。
庙里规定，十一点半开庙门。
那时候，队伍就已经围起了下海庙的三面墙。
“要排两三个小时的。
他们十点多就来了。
十一点半庙门打开。
这个时候我看人差不多了可以混进去，就把牙齿科的门窗打开，他们跳进去。
临走时他们想起没有付票钱，这肯定不行，就把钱塞进功德箱。
”当医生的最后几年，他的祖父去世了，在他坐诊的医院里，终年九十七岁。
祖父在世的时候，每天要睡到十点多钟起来，晚上没有一两点是不睡觉的。
他吃宵夜，九十岁的时候，还一天两瓶白酒，只要是酒，是烈酒，他就觉得很过瘾。
他一生都很爱吃的，但是吃得很慢。
喝酒、唱粤剧、写书法。
“我是学过书法的，他这个书法绝对就等于清朝的状元词，非常漂亮。
”直到去世，祖父都无病无恙，只是某一天突然走得慢了点，护士便给他打电话，他赶来送了祖父最后一程。
祖父“对美独特的观念”，影响了他一生。
时间是一个看不见终点的圆毕业后，他在石库门的房子里住了十来年。
房子老了，他亲自装修，一律拆开重铺。
“正好过去医院的牙科医生，给他送来了一堆“无处安放”的牙齿，正好铺在沙上防潮。
”他嫌工人瓷砖贴得不细致，卫生间、厨房，一一自己动手。
一层楼四米六高，他隔断成两层，上层一米八，下层两米。
睡觉在楼上，地下是他的听音室。
“为了音质，吸音材料全是电影院级的标准，现在没人玩了。
”刘家对面弄堂。
桥声 图后来，这栋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了一个朋友，2001年，他转去高楼大厦买了新房。
新房子也在北外滩，二十层楼。
因为广东人最怕冷，房子便选了西南朝向。
太阳太强烈的时候，植物也活不长久。
他的音响、电子管胆机、黑胶唱片，连同祖父的茶具、咖啡壶、乾隆年间的碗，都带来了，新家塞得满满当当。
留在那里的，似乎只有满地不见光的牙齿。
偶尔走在路上，他还会遇见过去的病人。
有一次，遇见一个曾经面瘫的小姑娘，朝他挤眉弄眼。
“刘医生，你看我的脸还看得出吗？”他笑笑，但早已不当医生了。
他重新考了虹口业大的书法专业，出来做书籍装帧与设计，偶尔写些随笔。
江湖上称他“二少爷”，“二”是讲他的“轴”——做书前总要与编辑吵一架，感情却越吵越好；“少爷”是讲他的心态年轻。
他满意地用作了微信名。
北外滩的许多东西也都不见了。
“从前在虹口，只要你晚上想吃宵夜，就有周家嘴路，涮羊肉一条街，光是旺旺就开了六家，还有澡堂，洗完澡累了吃宵夜。
提篮桥这一块还是有很多好吃的。
”都拆掉了，倒闭的倒闭，搬迁的搬迁，百年老店都走了，只剩下一些“端上来菜就凉”的网红店。
“北外滩过去其实有很多滚地龙，包括虹镇老街，包括我们这里保民新村。
到后来就推翻了，变成一个六层楼的工坊，那现在又推翻了。
”它们都不见了，连同需要“九蒸九散”“土生土长”的中药药引也不复存在了。
2022年，日本平山郁夫博物馆请他设计一个展览的封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犍陀罗。
他想了想，画了一个圆。
“时间是个圆，不断重复，不断推翻，又不断重复。
它其实就是不断重建的过程。
所以我做了个圆。
”如今的旺旺羊肉火锅。
桥声 图一百年后，也许现在的高楼大厦又会被推翻，变成田野、宅院或园林，变成“百年一条街”。
只是我们都看不见了而已。
接近尾声时，他又突然想起什么来，关于楼上那个女画家。
比如她的画，似乎是当时少见的巨幅油画——苏联的秋林与旷野。
比如在他去上学的那几年，她结婚了，三十多岁，对象是一个炼钢厂的工人，脾气古怪，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女儿。
比如在他搬离老房子后两年，她死了。
这些消息，都是他当时的租客告诉他的。
她死了，那些巨幅油画不知道沦落何方。
里面占满大面墙布的，火红的枫叶，恰如记忆里搬家那年秋天，窗外摇摇欲坠的树叶。
画里的，画外的，真真假假，原来是同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