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战斗纪实卡夫卡(格尔尼卡是第几次世界大战)

作者：[德]莱纳·施塔赫，译者：黄雪媛 程卫平7月25日至26日的那个周末，卡夫卡结束了旅行，他在柏林跟埃尔娜又见了一面，然后返回布拉格。
在回程火车上，他碰到一些奥地利人，因受到军队召唤而被迫终止假期。
那是长途火车按时刻表正常运营的最后一天，而且从次日起每个车站都会响起那首《守卫莱茵》（Die Wacht am Rhein）的爱国歌曲。
卡夫卡一到布拉格便陷入骚动不安的人流。
街上全是人，虽然这天是星期日，很多商店却也开着门。
指挥部位于布拉格城堡山的第八军团已经动员完毕，于是整个波希米亚万人空巷，大家全都拥进了城。
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士兵的行李袋，灰色的军装，跑来跑去的军官，告别的场景，马刀铿锵作响，喊声、歌声不绝于耳。
一位身着西装的保险局公务员手里提着小行李箱，皮肤晒得有点黝黑，望着这个场面，他目瞪口呆。
翌日报纸上说，奥地利的立场“不可更改”了。
还有报道称，在整个布拉格，左轮手枪已销售一空。
纵观二十世纪历史，1914年7月底到8月初出现的那股战争狂热是最令人费解的群体现象之一。
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无一不曾研究过这一课题，钻研现代史的重要学者也都探究过其中原因。
然而，那骤然出现的心醉神迷，丧失理智的仇恨情绪以及必胜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始终是个谜团：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好像某个衰落宗教的表现形式；虽然对它研究颇多，但距离我们依然遥远而陌生。
经过了一层层过滤网，在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已经很难真切地看清当时那些历史事件。
首先一层过滤网便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
迄今为止，想把一个现代的大众社会锻造成狂热“集体”的试验都以屠杀和暴政而告终，每每伴随可怕的幻灭。
现在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在1914年8月，大家对这种社会心理学上的超级试验还一无所知，毫无经验可言。
而集体的承诺和诱惑又非常强大，身在其中的人无论对战争的看法是浪漫还是现实，都很难拒绝它。
布拉格比莱克街10号，卡夫卡在一战爆发后搬此居住这第二层滤网则是，我们如今对发生在自己国家边界之外的一切已经有了根本不同的认知。
诚然，相对于地理和历史意义的“近”，德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确实很少，跟以前相比也没多少改观。
然而要知道在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人了解国外的唯一途径是报纸，常常还是借助一些奇闻轶事或民俗民风的报道。
只有极少数文化精英才有机会去巴黎或罗马旅行，寥寥无几的商人有机会一睹伦敦风采。
学外语，也不是单纯为了了解彼此，而是出于商业原因，方便通信往来和谈判（卡夫卡学意大利语就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旅行花费不菲，又耗时间，没有人仅仅为了享受阳光而专程坐车去奥斯曼帝国，通过自身经历直接了解国外生活的人凤毛麟角。
所以，大众的政治和文化观点非常依赖媒体：报纸、杂志和电影院里播放的“每周新闻播报”。
战时，正是在电影院大屏幕上，一遍遍播放着“狡诈”的英国人，“残忍”的斯拉夫人和“懦弱”的意大利人形象。
没有多少人有自己独立的观感，于是也就没什么相左的意见可以驳斥这一切了。
第三层滤网常常被我们低估，那就是我们自己其实非常依赖来自那个年代的媒体报道内容，作为文献、证据、说明性材料，我们需要这些信息。
但在这些图片和文字里，我们却看到大量欢呼雀跃的人群，满面笑容的士兵，矫健的身姿，天真的记者写下的爱国主义口号。
我们几乎看不到工人在口袋里攥紧的拳头，而他们的政党领袖却束手无策；我们也看不到无数情侣、未婚妻、妻子和母亲那无言的悲伤，她们被迫与自己年轻的男友、未婚夫、丈夫或儿子告别，并隐约预感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分离，或许便是生死诀别。
这种悲伤要到小城市，到乡下，到远离狂热的大型群众集会的地方，才能听得真切。
在那些地方，大家才会公开流露出悲痛之情。
如果认为整个民族都在为战争而狂热，那显然是个错觉，更何况奥匈帝国族群林立，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在形势万般紧张的时刻也不例外。
真正盲目的狂热或许只是少数情形。
要知道在开战前数天，柏林人就排着长队买金马克，同样是这些人拥在布拉格老城广场欢送士兵上前线，拿鲜花装饰部队的大炮，并用德语和捷克语冲着大炮高呼“万岁”，还是这些人在第二天拥入布拉格各家银行，把账上所有钱都取了出来——这就是他们对所谓速胜的信心。
然而，当我们看到交战民族陷入战争狂热时，不能把这些情绪仅仅归因为政策调整、官方宣传和资讯审查。
民众的观点之所以发生扭曲，主要还因为那些记者、作家和学者即所谓“信息传播者”对战争一边倒的肯定态度。
这些人的言论被散播四方，定格在各种媒体上，他们向众人解释为何战争不可避免，为何正义站在德国和奥地利一边，为何他们必将得胜归来，只需必要之牺牲，而战争终会解救众生，带来“道德上的新生”，它是一场伟大的“净化运动”，将为民众创造新的价值观，新的自信，新的团结统一。
正是这些声音，雷鸣一般传入我们耳中，是这些声音在文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烙印，而不是那数百万封战地家书。
留在记忆里的是阿尔弗雷德·柯尔、理查德·德默尔和格尔哈特·豪普特曼那些可怕的战争诗篇；是九十三位德国学者联名发布的《告文明世界书》又称《九三宣言》，1914年10月发布。
，齐声为德国侵入比利时的军事行动辩护；也是托马斯·曼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爱国热情的催眠下黑白不分；还有在德国各中小学传颂的《千夫所指英格兰》(Hassgesang gegen England)；最后还有那些报刊时事评论员组成的大合唱团，他们动辄以战争威胁他人，俨然把自己当成手握重权的主政者；当然还有充当步兵的记者，不断鼓吹战争以及其他学者文人、专栏作家美化战争，为战争摇旗呐喊。
然而，对于摇摆于恐惧与狂热之间的民众，官府不仅许以战争，同时也许以和平，即所谓“城堡和平”（国内和平）。
党派斗争都将随战争的到来而偃旗息鼓，这一点对大众影响可谓深远。
“在我眼里，不再有什么党派，只有德国人。
”这句无数次被人引用的话，出自威廉二世之口，他在对俄国宣战三十分钟之后，即8月1日晚间说的这番话。
这句话只包含一个乌托邦式承诺，却唤起了大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
终止党派之争，结束阶级斗争，告别城市生活的冷漠化和匿名化，似乎这一切已变得触手可及。
社会民主派人士、犹太人、女人、失业者、大学生统统都会在这个乌托邦里找到一席之地，大家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无须再为了什么社会认可而拼搏。
而战争头几天在民众中泛起一种手足般的情谊，那场景几乎让人感觉这些承诺果真已成现实。
在奥匈帝国，皇室打的是同一副牌。
只不过在那里尤为突出的，是那些浸满仇恨情绪的民族认同，既彼此印证又相互强化。
而如今，皇室希望其子民一致对外，在君主的指引下组成跨越民族之界的共同体，让所谓的“哈布斯堡皇室认同”取代民族认同，并因同仇敌忾而重获新生。
不过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口号，“我的眼里不再有民族之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倘若这么说，迎接他的恐怕不是欢呼，而是骚乱了。
于是，皇室发布的战争声明措辞谨慎：“我信赖我的人民，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团结一致，忠贞不渝，始终不离我的御座。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只是皇帝一厢情愿的想法，语气中透出他信心不足。
官方的宣传鼓动明显缺乏说服力，这一点报纸媒体无法掩饰，也不便修补，原因很简单：奥匈帝国的民众并不能像德国人那样揪出一个人人喊打的阴险敌人来，可以如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借助一场“伟大的完全正派乃至庄严的人民战争”一举将其击溃。
在奥匈帝国，究竟能否说服其境内的斯拉夫裔——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鲁塞尼亚人及波斯尼亚人向他们的塞尔维亚和俄国“斯拉夫兄弟”开战，谁也不敢打保票。
这种不可测的风险尤其表现在波希米亚。
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甚至担心，如果公众对战争心理准备不足，也就是说官府不能给予公众充足开战理由的话，波希米亚可能会爆发叛乱。
选自《卡夫卡传：关键岁月》，[德]莱纳·施塔赫 著，黄雪媛 程卫平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2022年4月。
注释略去。
针对波希米亚地区人口占多数的捷克人的这种猜疑，毒化了奥地利的国内气氛，战争开始后这一情形也无改观。
在布拉格，警察对那些有参与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嫌疑的大学生进行入户搜查。
还有谣言说，捷克人兵团在前线整团整团地放弃抵抗，向俄国人投降。
11月底，军队总指挥部请求在波希米亚实行戒严，以便更有效地追究士兵脱逃和叛国行为。
布拉格人险些就在一战的四年时间里落入军事独裁的铁笼，不过约瑟夫皇帝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很难想象，倘若真将民众置于那样的高压之下，还有谁甘心为保卫帝国而战？波希米亚总督弗朗茨·冯·图恩·霍恩施泰因伯爵的表现则明智很多，他始终称赞捷克人的忠诚，这反倒让那些对沙俄确有好感甚至梦想成立自己国家的少数人自讨没趣。
总督心里清楚，捷克人跟德国人一样非常害怕打败仗，想象着俄国军队开进布拉格甚至维也纳，他们便不寒而栗，这是谁都不敢想的噩梦。
事实上，在战争看上去还像一场不会持续太久的冒险时，捷克人也像其他国家民众一样为战争的热情所激奋。
不同民族结成了联盟军，想想以前那些民族主义的嫌隙与争斗，便让人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
奔往前线的长途跋涉令人疲惫不堪，而那些不同族裔的士兵竟能把漫长的行军变成一场捷克语和德语的“赛歌会”，同甘共苦让彼此之间产生了亲近感，至于埃贡·埃尔温·基希在他捷克战友身上所听到的沮丧情绪，则恐怕要归因为德裔军官普遍的故意刁难行为，而并非源自什么“亲斯拉夫”倾向了。
当然，在集体认同最脆弱的地方，爱国主义的诱惑也最大，比如在犹太人中间。
无论是不乏同化作用的“怀有犹太信仰之德裔国民中央协会”，还是在宗教上信仰东正教的犹太团体，抑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有犹太人组织都将所谓“城堡和平”同自身处境联系起来，并不假思索地欣然受之。
“超越自身职责范畴”，这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如今，犹太人当齐心协力为祖国效力。
战争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考验他们是否可靠。
他们终于有机会以最大的牺牲（生命）在他们心之所望的集体中赢得一席之地了。
在德国，有一万多犹太人追随这一理念：他们自愿拿起武器冲上前线。
在背后为他们点燃激情的人中间包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权威人士马丁·布伯和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犹太人感觉：他们被利用了。
尽管政府摆出诱人的友善姿态，媒体的排犹主义倾向也明显减弱，但这些策略却丝毫也没有改变犹太人从战争伊始便充当众人出气筒的事实。
如果有谁在战时因被迫做出牺牲而感觉自己吃了亏，就会骂犹太人为“逃兵”。
犹太军官（在这之前十分罕见的景象）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赢得部下和同僚的尊重。
在作战部队中还流行一种说法，即犹太人都是叫人扫兴的“失败主义者”。
开战三个月后，基希仍深陷塞尔维亚前线，在日记里他有一段评论看似悖论，却也真实：“他们说，（布拉格）民众普遍对犹太人心怀愤恨，因为当地很多工作岗位都被犹太人把持了。
真是这样吗？明明我身边这么多犹太战友，这话真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同样，那些反对战争的人对犹太人也并无好感，原因是他们觉得犹太人的爱国热情热过了头。
比如由托马斯·马萨里克领导的捷克小党——现实主义党便惊讶于犹太人的表现，称他们为“奥地利来的最好战族群”。
犹太人还组织了向奥皇表忠心的游行，每天列队在布拉格老城区穿街而过，一路喧哗，这也给了他人抱怨的口实。
马萨里克是当时为数极少的没有排犹主义倾向的政治家。
让人无法忘记的是，在1899年“希尔斯纳事件”发生后，他坚决为遭“血祭诽谤”的犹太青年辩护。
因为此事，作为教师的他被大学停了课，遭众人冷落。
在战争之初，马克斯·布罗德、弗朗茨·韦尔弗和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韦特海默等人都曾有过在最后一刻为和平呼告以阻止欧洲自我毁灭的想法，可以理解他们何以寄厚望于持重的马萨里克，他可能也是唯一一位在西方诸国享有一定威望的波希米亚政治家了。
然而马萨里克给这些和平主义者浇了一盆冷水，他说和平主义者应该先让那些热衷战争的“同胞”闭嘴，让他们别再公然指责捷克人了。
当大家预测犹太人的集体狂热很快便会过去的时候，犹太人却拿出有力的政治理由予以回击：在犹太人看来，他们主要反对的是沙俄，反对这个唯一公开排犹的政权；沙俄不仅容忍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血祭诽谤、没收财产和驱逐，甚至将之作为系统化镇压犹太人的手段。
在犹太人眼中，沙俄是邪恶帝国，他们越是跟生活在沙俄的犹太兄弟姐妹一条心，就越相信也越希望通过战争——一场胜仗来终结这些不公。
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别是布拉格那些犹太文化复古主义者对这种幻境更是情有独钟。
胡戈·贝格曼——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早在8月1日便奔赴加里西亚前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佩雷劳，得知我们已经跟俄国宣战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打倒沙皇’，一位犹太人听了跟着我喊了一句‘为那些被屠杀的同胞报仇’。
”当然，这样的场景到处都在发生，举不胜举。
至于英国、法国也站在同盟国对立面的事实，大家顶多也就说一句“很不幸”。
俄国才是真正的仇人，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俄国，似乎国内的反犹主义问题已经了结。
对于生活在加里西亚的犹太人，东线战争已把他们的家园变成战场，那么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细想过；对于部分成员正身处敌营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来说，这场战争又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人过问；这场战争会给巴勒斯坦的定居者带来什么呢，他们对跟德奥联盟的土耳其政权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对于这一切，在战争初期几乎没有人深思过，至少没有人对此公开发声。
在战争头几个月，犹太复国主义周刊《自卫》几乎只谈论两个主题：其一，犹太士兵和军官的英勇壮举。
他们获得哪些嘉奖，不分大小，一一罗列。
其二，沙俄对犹太人的持续压迫，也升级至公然的恐怖行为。
8月27日周刊的头版评论文章大标题干脆就叫“大洪水”圣经《创世记》中的大洪水。
，他们仿佛觉得解放犹太人会对政府的进攻计划和军队将领的作战方略产生什么影响似的。
这不是一场犹太人战争，这是“世界战争”，所有人都在说，都在写，都在高喊“世界战争”，这是一个热门词，一个令人生畏的新词。
但它又像“世界”一样庞大，无所不包，而且遥远。
所以每个人也只能从一个角度，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和思考这场战争，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想再次见到心爱的布拉格”——一本捷克歌曲集的标题。
卡尔·克劳斯最先认清并明确表达出这场战争本质上的可怕之处。
他发表的第一个政治评论叫《在这伟大时代》，这是他在战争爆发以来历经数月文思不畅后首度发声。
11月19日在维也纳听众面前，他的开场白有一种末日预言般的力量：“……在这个时代，”他高呼道，“正在发生着我们从前未敢想象的事情，在这个时代也必将发生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得到，那它也就不会发生了……”这一句切中肯綮。
这场大战不同以往，不同于我们迄今所能设想的一切，特别有一点：这场战争规模实在太大了。
即使一场造成上百人死亡的列车事故，已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惨象，已如同面对一个无法忍受的叵测的现实：多少无助的言语、无力的眼神围绕于每一个死者，并将其深深埋入记忆。
发生在“太平年代”的罕见灾祸——比如一天之内造成千百人死亡的惨剧，尚且需要几十年时间来消化其社会影响，消除其心理创伤，何况这样惨烈的世界战争。
一战期间，平均每天约有六千名士兵战死，另有一万三千人负伤，日复一日。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跨越不可预知的时空，随时让某个遭遇厄运的家庭崩溃。
倘若1914年就有人以足够的知识、想象力和冷静勾画出前方一场持续四年之久且高度技术化的残杀图景（实际上在此之前便不乏这类预言了），他也很难（哪怕在最善感的听众中间）找到几个人能够相信会发生这么一个大变局，更别提还能领会其深远意义了。
在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到处都能读到当时的人承受着何其巨大的精神压力，可谓前所未有。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那令克劳斯错愕不已的众人对待战争的浅薄态度，可以理解平日庸常烦恼与地狱般痛苦的强烈反差，可以理解世人何以甘愿受满篇空话的政治宣传的麻醉。
如今大家在意的，顶多只是眼前的烦恼，也就是局限在当事人及其身边观众有限认知范围之内的那些烦恼。
在这一视野之外发生的事，即便可怖之极，也可轻易将之驱散、歪曲或者编个理由将其“合理化”。
对于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职业和天职要求他们想象出普通人所想象不出来的东西，而即便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也鞭长莫及，敲不开想象力的这一层硬壳。
关于众人在战争头几个月所承受的重压，斯蒂芬·茨威格的日记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例证。
“凑近世界历史，可怕至极。
”8月2日他还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可谓目光如炬。
茨威格经常投文给爱国主义的《新自由报》，从战争第一天起他发表的文章里便不乏宣传鼓动的词句。
对于政治和媒体的联姻，他心里也完全明白；对于报刊审查的恣意妄为，他也看得很清楚。
后来他在战争档案馆谋得一份清净工作，在那里他以文字润色、雕琢奥地利将士英勇事迹来度日过活。
尽管茨威格有这些经历和见识，但仍和普通读者一样沦为政治宣传的牺牲品。
而且在空间上、心理上离那些事件越远，受这些政治宣传的蛊惑就越重。
茨威格为德奥军队的每次凯捷而欢呼雀跃，心中释然，称其为“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壮举，但却从来没想过胜者的代价，遑论施用暴力的合法性问题了。
8月7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比利时列日开始没攻下，接着被德军一举拿下——英雄的壮举。
”一个星期以后，他又欢呼：“终于，从塞尔维亚首传捷报，可惜还在边境上。
”听闻梅斯附近德军俘虏了一万法国人，茨威格精神大振：“大振人心：我们为德语而自豪。
”他把塞尔维亚部队称为“乌合之众”。
德国潜艇击沉三艘载人共计两千的英国巡洋舰，他惊呼为“既果敢又慎重的英雄之举”。
即便悲惨地死去，敌人，永远没有名姓，没有面孔。
然而，当茨威格不得不面对战事失利的时候，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他跟奥地利部队一条心，所以奥军每一次失利，他都感同身受。
倏忽之间，“画面”取代了空洞的口号。
“……我得好好想想这些残杀。
利沃夫的山头一定都让鲜血给染红了。
”这篇日记写于9月2日，当时奥地利军败北撤退的消息刚刚传来。
而就在头一天，官方控制下的报纸还在大谈奥军胜利的时候，那种血腥画面还未曾在他脑中闪现过。
他在9月1日还这样写道：“经历这样的一天真是美好，我已迫不及待盼着明天早点到来。
报纸说将俘虏十万人。
”至于前线附近数千平民就因被怀疑为间谍而惨遭处决，茨威格甚至感到心满意足：“要让肮脏化脓，必以烧烫之铁灼之。
”然而，当他为写一篇爱国官文而收集资料时，亲自去了一趟加里西亚，第一次亲眼目睹战场之后，他甚至对敌人都起了怜悯之心。
对于这种反常的矛盾心理，茨威格从未给出解释，而在其自传中，他也完全否认了这一点。
其实对生活在战争头一年的人来说，这种心理上的“分裂”状态相当普遍，它也可以解释为何很多人在自己直接遭受战争带来的不幸后突感绝望至极，也直到这时才不得不睁开眼睛看现实。
很多人在这一年失去了儿子、兄弟或好友，这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甚嚣尘上的言论与现实的遭遇真的如隔霄壤——不计其数的人惨死的现实。
尤为荒诞的是，报纸头版还在传捷报（把失利称为“重组”），“地方版面”上则是越来越长的阵亡军人名单。
统治者非常清楚，社会矛盾已越积越高，一触即发。
他们只能极力将公众屏蔽于对战争的直接感性认识之外。
但是没多久，载满伤员的第一批列车回来了。
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当这些缺了胳膊少了腿的伤员下了火车，整个火车站陷入一幅撕心裂肺的场景。
车站专门设置了隔离带，美其名曰“保护军人”，仅最亲近的家属才能靠近隔离带，看一眼自己亲人的惨状。
在这些伤员被送进医院之后，探视的家属也只能隔着门远远望上一眼。
这已是最后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在1914年底人们开始觉醒了。
格尔哈特·豪普特曼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作家，正是此君赋予战争年代之人的自我欺骗以新的内涵。
随着他的自然主义戏剧大获成功，豪普特曼一度被视为人道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他在政治问题上颇为天真，这反倒帮了他的忙，让他赢得不同阶层、阶级的支持。
他的单纯足以证明其悲悯仁慈之情发自真心，并非有所图谋。
正因如此，当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牛津大学荣誉博士为黩武的扩张主义战争政策摇旗呐喊，就更令人惊愕了。
他试图以笨拙的战斗之歌唤起“德国人的荣誉感”，从而抗击俄国、英国、法国这“三大盗”。
这些荒诞的诗句也很快被政府收进德国中学生的教材。
此时的豪普特曼已不再年轻，无法仗剑走沙场，不惜牺牲自己性命来捍卫德国的荣誉。
他也很幸运，他和第一任妻子的三个儿子——伊沃、埃卡特和克劳斯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了。
可就在他的身边上演了不幸的一幕：他为数不多的一生挚友——西里西亚作家及教师赫尔曼·施特尔却在战争第一年便痛失长子。
这件事给豪普特曼的内心照进了真相的亮光。
军队今天踏上新征程、明天又得胜的大标语，他早已看腻；悼词、书刊审查、面包券、汽油紧缺，这些他也受够了。
他厌倦了这场无望的战争，但他需要经历施特尔那样的切肤之痛才能理解是什么样的心态在支持战争继续。
他在日记里写道：“6月20日，威利·施特尔也在阿图瓦二次会战中战死前线。
如果我们把目光直接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眼里便只有犯罪、流血、杀害、疼痛和眼泪；只有当我们转过身，把目光投向别处，我们才会看到名誉、荣耀、祖国、未来。
转过身吧。
”当时的卡夫卡是否免疫于战争的宣传而不为所动呢？我们希望如此。
浩繁的历史文献揭示了那个时代“常识”的崩塌，人与人之间悲悯之心的泯灭，可谓匪夷所思。
我们自然希望在其中找到一处精神的避难所，在这一堆杂音中听到依旧纯净和真实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
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倾听。
当然，像什么“为祖国而死”“并肩前行”“尼伯龙根式的忠诚”或者“犹太人的壮举”这类报纸头条大标题打动不了卡夫卡，他也不会为此费笔墨。
他不可能像穆齐尔那样公开表达对战争的热情，说什么“战争多美好，大家都亲如弟兄”之类的话；而像豪普特曼那样不成体统，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公开演讲上宣扬的某些刻板印象以及所谓“时代精神”等陈词滥调，其中不少确实契合了卡夫卡的观念和偏好。
他一直天真地为德国人的组织才能而叹服，跟奥地利人的“懒散拖拉”两相对比前者就更显出色了。
1914年7月底，他从德国回布拉格，一路所见所闻更是加深了这一感受。
连布罗德都曾说过，在他的朋友圈里，卡夫卡是唯一一位对德军的最终胜利坚信不疑的人，说卡夫卡为德国“民众的稳重、勇敢、坚定和活力”所折服。
其实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德国人优势一面的信赖，奥地利内阁才无所顾忌地将国家推入了世界大战；而德国人也正是依仗其为世人称道的严谨（德国人连救护车上的床单都叠得一丝不苟，让茨威格叹为观止）和精确，不惜为延长战争而算计上、挤压出最后一点点资源，于是便走到了事情的反面，误了自己。
可见文化上先入为主的成见在细枝末节上引人注目，但也能在大局上引致一国一民误入深渊，在这一点上，一战中的例子发人深省。
一战期间的布拉格：一家食品店前排起长队卡夫卡并不能免疫。
如果他昔日同学恩斯特·波佩尔的回忆内容可信，那么卡夫卡也难禁诱惑，为抚慰时刻机警、不停怀疑的自我，他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把自己交给了集体的狂热。
据波佩尔回忆，在战争开始不久的一次大游行中，他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看到卡夫卡陷入“狂喜的忘我状态”，“脸涨得通红”，“在空中狂烈地挥舞着双手”。
那天晚上，他在一家咖啡馆跟卡夫卡谈到白天的事，卡夫卡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昂之情： “那场面真是太棒了，”他语气中带有强调的意味。
但一说完话，又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解释说，他的激昂之情决非因为战争才喷薄而出，战争令他恐惧、厌恶。
他说真正让他震撼的是那么多的群众所表现出来的拳拳爱国心。
在战争头几天，那些崇尚自由的奥地利知识分子普遍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看到被民族主义所攻击的积弱不前的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皇朝终于信心大振，他们喜出望外；而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也只可能期望打赢战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国外拥有很多朋友，就连他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那一时刻，也在“三十年来差不多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奥地利人”，而在另一方面，又“因为我们几个儿子和女婿都没有入伍上前线而极感欣慰”。
虽然战争的残酷现实令他惊恐不已，但他还是为那句许诺所深深倾倒，即他的国家将经受住这次考验，在道义上变得更为强大。
这种“不同”在卡夫卡眼里很快失效。
当他看到将公共生活变成持久狂欢的爱国热情已经不再出于自发，而是蓄意煽动和策划的结果，还有不断重复的表演，这些慢慢让他清醒了过来。
8月6日，即波佩尔看到他在人群中欢呼的一周以后，卡夫卡在日记里的口吻已经完全不同： 爱国游行。
市长讲话。
然后他不见了，接着又出现，用德语高呼“我们爱戴的皇上万岁、万岁”。
我站在一旁，目露凶光。
这些游行是战争最叫人讨厌的副产品。
游行是犹太商人起的头，今天德裔，明天换捷克裔，虽然以前也都承认自己的身份，却从未敢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地高声喊出来。
当然一路他们也拉进了不少其他人，组织得不错，照例每晚重复一次，明天和星期日各两次。
我们读一下他的原稿，就会发现文字背后的重重思虑。
他先写的是“组织得也还不错”，接着他把“也”这个字删掉了。
“其他人被拉了进去”（这一点他凭个人经验便知道），因为游行组织得不错。
他一时被迷惑住了，但很快又找回了旁观者的目光——他“目露凶光”，他将这目光投向风暴的中心，那里站着喊得最响的组织者，站着那些连马萨里克也厌恶的、犹太人中间的机会主义者。
至于卡夫卡在多大程度上暴露出这种反感情绪，我们就很难估计了。
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大概是不便暴露的，毕竟他对面就坐着这么一位“犹太商人”。
卡夫卡的父亲常常缅怀自己当兵的日子，偶尔还唱上几首军歌来取悦家人；我们很难想象恰恰是这么一个人可能已经看穿家门口那些烦人的游行庆祝活动了。
他想到战争期间留在家里的布拉格人不太会光顾他的商店了，这一顾虑很快让家里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
靠战争卡夫卡一家人捞不到任何好处，很快商店便门可罗雀。
紧接着艾莉和瓦莉的丈夫在7月底也上了前线，于是，那远离生活的巨大战争威胁，一下子从报纸大标题变成一团实实在在困扰家人的烦恼，而且很快笼罩着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之前几周的烦心事都搁置一边了。
“这样一来，弗朗茨的事情自然要先搁一搁了。
”卡夫卡的母亲在给安娜·鲍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她的“搁一搁”指的不仅是解除婚约一事，在她心底其实也指卡夫卡那令人震惊的前途规划。
这一规划现在已经完全不现实，于是便悄无声息地从餐桌话题中消失了。
在卡夫卡留下的书信、日记里，正面写到战争的少之又少。
跟茨威格等人相反，他觉得没有必要做历史事件的记录者。
不过，他明显感到生活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现在“孤身一人”了。
在这个所有人似乎都并肩而行、如同一家的时刻，他的这种状态颇显离奇，让人不安。
一方面，战争迫使每个人发声，表达看法，在公共事务上阐明立场。
这种压力卡夫卡在办公室里肯定也感觉到了。
现在办公室里人员更少，免不了要临时谈个看法什么的，再也不能以官僚冗务相推辞，或者把自己藏在捉摸不透的微笑后面了。
另一方面，卡夫卡一手编织的脆弱社会关系网也在慢慢破开。
甚至那些没有任何义务相缚的关系以及文人咖啡馆里的人际联系也在瓦解。
韦尔弗穿上了戎装，威利·哈斯和奥托·皮克也上了前线。
恩斯特·魏斯是医生，军队自然更需要他，所以跟卡夫卡一度完假，他便立即加入林茨的步兵团。
同样，穆齐尔在柏林的文学事业也戛然而止，他当上了少尉，赶赴蒂罗尔“戍边”去了。
库尔特·沃尔夫去了比利时前线。
包括胡戈·贝格曼在内的几位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奔向加里西亚战场了。
只有最亲近的几个朋友还留在布拉格。
盲人奥斯卡·鲍姆在钢琴课上增加了军乐《欧根亲王，高贵的骑士》。
但除此之外，对他而言战争似乎发生在另外一片大陆，他永远也不可能踏足其中；其他人不得不亲眼目睹的，他则眼不见为净。
另外，费利克斯·韦尔奇也没被征调入伍，暂时是安全的。
不过就在战争爆发前夕，他发布结婚通告，这会儿在周围一片喧闹中，忙着处理各种繁琐的结婚事宜。
而这些正好戳中了卡夫卡的伤心事，所以他宁可掉过头，不去过问。
这样顶多还剩下布罗德尚能跟他坦诚地聊聊天，给他一些安慰。
布罗德的自我认知体系是借助他那日渐扩大的个人及文学关系网得以建立的，然而战争对其关系网恰恰撕扯得最甚。
“在我这边，人心躁动，前所未有，”他在给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全布拉格都被征召入伍了，我弟弟去了，两个妹夫也去了，还有最好的几个朋友！这种苦痛您无法想象，三天来我们都寝食难安。
”另外，还没有拉比，而且不准用希伯来文寄战地家书，这些偏离生活常轨的一幕幕布罗德没有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但毫无疑问给他撕心裂肺之痛。
还能跟谁说话呢？还有什么书可以读呢？还有没有一个角落能将“战争”两字屏蔽在外呢？卡夫卡因“不适合”服兵役而没有在总动员中被征招入伍，如果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大战会很快结束，那么他就不需要上前线了。
对此他心中暗喜，他正想一个人静静，因为他正经历的心理麻木状态绝非休几天假就能恢复好的。
与此同时，卡夫卡内心生出不安的坠落感，神经上的紧张感日益强烈。
清晰可辨的场景、画面、语句纷纷闪进大脑，这是他熟悉的感觉，为此已等待良久。
自从将《失踪者》未尽的书稿束之高阁，一年半了，他都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如果不在创作中拯救自己，我就完了。
”这句话确实没错，他的救兵近在手边。
1914年8月2日，二十世纪的灾难史刚刚拉开序幕几个小时，卡夫卡便告别了欢呼声、歌声、“号外”、公告、讲演、传闻、抢购的人群、列队而过的士兵、匆匆搬运行李的脚夫，告别了达达的马蹄声、隆隆而过的炮架车、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的军装、熨得齐齐整整的旗帜，还有那些哭泣的姑娘。
这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然后便扭过头把世界扔在了身后。
而这一行字后来也遭到不少人诟病：“德国向俄国宣战。
下午去了游泳学校。
”冷漠，古怪，但这就是他要说的全部内容。
翌日，卡夫卡家里也经历了一次“大改组”，两个妹妹濒临崩溃，丈夫如今身在何方完全没有消息，在她们自己那静得出奇的房子里已待不下去。
艾莉带着两个孩子搬回了娘家，回到奥佩尔特大楼，住进卡夫卡那间大房间。
同样，身怀六甲的瓦莉也急需援手，于是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玛利亚娜去波希米亚的布罗德投奔公公婆婆了。
如今没人顾得上卡夫卡，他是男子汉，自己一个人应付得过来。
他默默收拾好换洗衣服、牙刷、护发水、几封重要书信和一些书稿，然后搬进了瓦莉的住所，房子位于比莱克街（比尔科娃街）10号，现在没人住了。
这是他头一回离开父母的窝，在外面长住。
从这里走到老城广场五分钟。
晚上，卡夫卡坐在那个屋子里，又打开了日记本，写道：“……完美的孤独。
没有心之所盼的妻子打开房门。
本来一个月后我就结婚了，常言道，‘木匠戴木枷，自作自受’，这句话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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