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力量豆瓣(艺术的力量纪录片总结)

作者简介：西蒙·沙玛（Simon Schama，1945— ），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1966 年，沙玛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沙玛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爱国者和解放者》（沃夫森历史奖获奖作品）。
1980 年，沙玛赴美国，任教于哈佛大学。
期间，他完成了《财富的困窘》（《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获奖作品）、《市民：法国大革命编年史》（《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获奖作品、《约克郡邮报》图书奖）等著作。
1995 年，沙玛受邀成为《纽约客》杂志的艺术批评家，并转至哥伦比亚大学任历史与艺术史教授。
此后他又接连出版了像《风景与记忆》（莱昂内尔·特里林图书奖、W.H.史密斯文学奖获奖作品）、《伦勃朗的眼睛》、《乱世交汇：英国、奴隶与美国革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非虚构类优胜作品）这样在学术和商业上均取得成功的佳作。
早在 2000 年，沙玛就接受委托为 BBC 撰写、主持一部以《英国史》为标题的艺术纪录片，作为“千禧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2006 年，他撰写并主持了聚焦包括卡拉瓦乔、贝尼尼、伦勃朗、大卫、透纳、凡·高、毕加索、罗斯科八位西方艺术大师的八件杰作的纪录片《艺术的力量》，以幽默诙谐但又扣人心弦的描述，重新描绘了艺术大师生命中最关键的抉择时刻。
2018 年，由沙玛参与撰写和主持的 BBC 艺术纪录片《文明》播出，并再度掀起观看的热潮。
而这也无疑是对近五十年前推出的肯尼斯·克拉克版《文明》的一次最好的致敬。
书籍摘录：第六章 凡·高：从心作画（节选）1890 年 5 月，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对他来说，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很顺遂。
他再也不是无名之辈，他得到了他崇拜的画家所给予的赞誉和惺惺相惜的情谊。
在布鲁塞尔，他的画作与塞尚、雷诺阿和图卢兹—劳特雷克的作品一起展出。
其中一幅名为《红色葡萄园》（The Red Vineyard, 1888）的作品甚至被卖出 400 法郎的高价。
在巴黎，他的十幅作品在独立沙龙中展出。
一位年轻的法国资深评论家艾尔伯特·奥里耶（Albert Aurier）在《法国之音》（Mercure de France）杂志上更是把凡·高捧到天上去了，认为凡·高的画作是用“闪烁的水晶之墙”打造的。
这个评论对于凡·高来说有点过了。
在位于法国西北部 20 公里处的奥维小镇（Auvers），凡·高曾疯狂工作，一天画一幅画，有时候两幅。
他从未如此多产，如此灵感泉涌，如此勇敢。
在奥维小镇创作的 70 幅作品—线条和色彩如此激烈和狂暴地诠释着情绪之于自然景观的印象—颠覆了绘画的本质。
凡·高感到这股汹涌澎湃的力量湮没了自己。
就在刚刚过去的 4 月，他还遭受了精神错乱之痛，却很快奇迹般地转化为创造性的能量。
曾在普罗旺斯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凡·高被医师正式宣告治愈。
“正如噩梦完全消散。
”他在给他弟弟提奥（Theo）的信中说。
其他目睹他自毁行为的朋友也都为此雀跃。
看过凡·高的一幅画后，一向吝惜赞美的高更（Paul Gauguin）兴奋地在信中写道：“尽管疾病缠身，你的作品从未如此平衡，既充满感情，又不失艺术作品的内蕴。
”而平衡正是凡· 高所缺乏的。
作为一个个性极端的癫痫病患者，他在欢欣和绝望的两级摇摆，也有一些时候，正如他在信中提到的，他不需要“努力表达忧伤和极端的孤独”。
但是当他工作的时候，阴郁就像晨雾一样蒸发掉了。
在给他妈妈和妹妹威廉敏娜（Wilhelmina）的信中，他写道，他完全“沉浸在绵密交织的麦田中，它们一直延伸到山边，宽阔如大海，鲜嫩的鹅黄，精妙的嫩绿，一块块犁过、除过草的土地则有着微妙的紫色。
所有的景物都笼罩在布满蓝色、白色、粉色和紫色的天空之下。
我几乎可以说很平静，只想把眼前一切画下来”。
几周之后，凡·高死于自杀。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些画于 1890 年的最后几幅惊世之作—《雷雨云之下的麦田》（Wheat Fields under Thunderclouds）、《树根与树干》（Tree Roots and Trunks）以及《麦田群鸦》（Wheatfield with Crows）—它们不同于以前的作品尺幅，都为近1米宽的矩形尺幅—被解读为预示了凡·高自杀的前兆，表达了对其失败生涯的绝望。
不过这是事后诸葛亮，要将这些画感知为“呼喊求救”的信号，正如吃药过度的人写出极度痛苦的诗歌一样不可信。
邪恶的乌鸦在炙热的大地上拍打着翅膀，天空黑沉下去，他死了。
事实确实如此，他的画风变得如此激烈，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在给提奥的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凡·高提及，他的工作正在危及他的生活。
但这和他对其艺术失败的绝望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明白自己的创作已经改变了两个他最看重的绘画类型：风景与肖像。
让凡·高在1890年7月27日扣动扳机的原因无论是什么，或许都和他的画没有关系。
当然，他的画或多或少让他的自杀行为更具悲剧性，因为凡·高曾梦想从其作品中获得的一切即将圆满实现。
凡·高对艺术有何预期？很简单，他渴望绘画承载预言性的光芒，正如他曾在基督教中感受过的那样。
他写道，耶稣是一个艺术家，他的媒介是人道主义。
凡·高希望现代艺术是《福音书》，点亮一盏灯，通过狂喜的观看产生抚慰和救赎的作用。
它应该承载救世主的使命，通过直觉感知，与悲惨的穷人和文盲连接起来，他们是工业社会的失魂落魄者。
世人的冷漠和疲惫，还有他们在生活中经受的磨难都将与自然交融，成为无限（the infinite）的一种启示；艺术也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褪色的玻璃和祭坛之于旧世界的信仰一样。
正如那些窗户一样，新艺术也应该涂抹上色彩—因为颜色标示着神迹的降临。
凡·高画作中天真的用色闪烁着孩童艺术的光芒，它们化作短促的线、点和圈圈，无论是刻意为之的抑或是自然而然涂鸦的，甚至我们认为自己也可以画出来。
艺术家高度浓缩的意图也应该可以被观者感知到，如此我们才能在同一幅作品里感受到同样强烈的知觉和视觉体验。
现代艺术将会是友谊的行为，一种视觉上的拥抱。
“和你握手”，凡·高与其弟弟提奥的信中总是以这几个字眼作为签名。
事实上，这也是他为我们在他的作品上签名的方式。
是什么令他成为 1883 年 9 月的那个凡·高？这一年，他三十岁。
但是正如他信中所写，他的皱纹和深锁的眉头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他爱笑和皱眉）。
他已经开始感到，完成“充满心灵和爱”的作品时日不多了。
他换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工作也不停地换，从艺术经纪到教书，到布道，再回到艺术。
其实他想掌握的是教书和布道的艺术，但是又不那么具有说教色彩。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与女人的失败关系，他还是渴望建立自己的家。
虽然还不知道怎么做，他还是去了荷兰东北部的一个偏远城市德伦特，还恳请他的朋友安东·拉帕德和提奥一起来。
在这里，他的烦躁不安在画布上留下了印记：在低矮湿润的黑色天幕下映衬着荒凉村舍的轮廓。
这些画在小小的画框中充满着一种强烈、紧张的戏剧性。
然而没人购买这些画，也没有人来北方。
因此，凡·高回到在纽南的家中，他的父母已经迁移至此。
在这里，父亲和这位任性自满的大儿子之间经常发生口角，凡·高感到很难安定下来。
“我明白父亲和母亲对我的看法只是出于直觉，而非真正的理解。
他们害怕带我回家，就像害怕带一条湿爪子的落水狗回家。
它会妨碍所有人的事，而且它的声音太大了。
总之，它是个肮脏的畜生。
”然而，也许部分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凡·高开始画手摇纺织机的纺织人，冬日里光秃秃的树—它们的枝条弯曲、粗糙，划破了阴冷的天空。
1885 年，最终等到这一刻：凡·高绘画生涯中第一幅公认的杰作诞生了，此后至少五年才有接班之作。
这就是《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
这幅画集中展现了凡·高对事物的感受和对艺术的思考。
为了这部作品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整个冬天都在观察粗糙的手、突出的下巴。
他的朋友都注意到他是如何仔细观察这些丑陋的模特的，“强化粗笨的短而扁的鼻子、凸起的颧骨和耳朵”。
对于古典主义来说，这些素材无疑是个噩梦，但是凡·高创造了真正不朽的艺术。
从素描转向油画，他的色调偏暗，而且很厚重，他一直用这样的方式画画。
但是，在《吃土豆的人》中，粗糙的质地并非仅仅出于绘画的技巧，而是营造一种心理上的感受，想表达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正是对艳俗的乡村想象的否定，画布中的赭色和焦土色正是戈皮尔的树干和荷兰人卧室墙壁的颜色。
所谓的“大地色调”是艺术中常见的颜色。
这里的棕色是独特的：污泥、污秽物、土地，人们正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曾经解释说，灰棕色的土豆也是没有洗过的，他们就是这么吃的。
因此这幅画给人的感觉不是被画出来的，而是用布拉邦特粗重的黏土涂抹、刻画出来的。
“我试图表现这样的想法：这些借着灯光吃土豆的人，正是用同样的双手挖掘土地的，此时，也是用同样的双手用餐。
这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一顿扎实劳作赚来的晚餐。
”凡·高与画中人一样，尽最大的努力挥舞画笔，投入体力来作画。
突然，所有十九世纪模仿十七世纪的农民场景都显得如此虚伪，只是为资产阶级量身定做一般。
同样是农民，他们优雅地享用晚餐，他们的土豆晚餐更像是一个圣餐会，他们庄严地捧着咖啡杯和土豆。
凡·高知道他画出了不一般的戏剧性效果，在兴奋之余，他把画作寄给了巴黎的提奥，并详述了具体该怎么悬挂它—在金色或者古铜色的墙面上。
但是他的热情并没有感染提奥，在提奥看来，这只是又一幅暗淡的画作，在一切都如此明亮的巴黎，它几乎没有卖出去的可能。
不过，投入自己的艺术中的凡·高对这种批评不屑一顾。
黛博拉·西尔弗曼（Debora Silverman）注意到，凡·高最珍贵的财产之一是一个装满纱线的盒子，凡·高确实喜欢纽南的纺织人，它们启发了凡·高，他认为，绘画好比是将各自分离的彩色纱线连缀起来。
这个时期是凡·高处于手工艺人的阶段，他甚至想要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
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医生看过凡·高的双手之后猜测，他一定是一位铁匠工人，这让凡·高狂喜。
他全身心投入到画最简单的事物中：烟斗、帽子、餐桌。
但是 1885 年发生的国内动荡把他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突发事件总能带来各种变动。
1885 年 3 月，凡·高的父亲过世。
过去争吵的种种将凡·高湮没在悔恨的洪流中，他画了一本打开的《圣经》，以表哀悼之意。
但是他的亲人们却不希望他再在家里或者村子里待下去。
他的妹妹安娜认为，他的出现会让他们的母亲更加难受。
凡·高再一次受人指摘，他和三十九岁的邻居玛尔戈特·贝格曼有染。
这一次似乎是交易性质的关系。
这或许是凡·高在听到家人的祷告之后结束了这段关系的原因—玛尔戈特试图服毒自杀。
面对这个窘境，凡·高画了一幅骷髅抽烟的画，并和以前一样，远走他乡。
这一次，他来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他住上了一间便宜的房间，并从提奥那里拿了更多的钱，支付不必要的艺术课程费用。
在这个比利时港口城市，凡·高有了两次人生大发现—鲁本斯和日本绘画，两者都离不开色彩。
有关法国人是如何将这个荷兰可怜人变成印象派王子的著名故事并不全是错误的，但是大部分都站不住脚。
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考虑画得更明亮和轻松了，鲁本斯的丰富色彩更让凡·高坚定了这个想法，尽管他写给提奥的信中说，他仍然不太擅长处理色彩。
于是，他认为应该去巴黎，从而更好地理解色彩。
但是他真正想要的是住在提奥的身边，与之分享艺术，一个是经纪商，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工人，他们可以完美地和谐相处。
而且凡·高认为，他和弟弟已经变得有点疏远了，这很危险。
在巴黎，凡·高可以将弟弟拯救于“冰冷的尊敬”中，正是这种“冰冷”的情绪才使得提奥对他的画、对所有曾经看重的事物漠不关心。
题图为凡·高作品《纺织者，婴儿在高脚椅子里》1884，来自：《艺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