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清净寺建造年代之我见

文/黄天柱泉州清净寺，音译名曰艾苏哈卜寺（曾称圣友寺），是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伊斯兰教古寺，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其建造年代和建筑形式，因早年文献未详载，又碑文之间的记叙互有矛盾，加剧了研究工作的难度。
故数十年来，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和探研，但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1987年2月至8月间，笔者参加了对该寺奉天坛（礼拜厅）的考古发掘工作，有机会对兹寺的建造年代和建筑形式进行调查研究，今就该寺的建筑年代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教于诸家。
一、唐代泉州有否麒麟寺或清净寺？泉州有否唐建的麒麟寺或清净寺，曾经引起不少研究泉州清净寺历史的学者们所关注，但至今尚无定论，其各种主张如下：（一）新中国成立之前，广西成达师范学校出刊的《成达文荟》第2集，曾记述说，曼苏尔(754一775年)继位之后，立了不少的功。
继迁都（在回历136年，系公元753年，即唐天宝十二年)后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筑巴格达城。
……还有一件可以记录的事，便是他曾派了一些士兵，专作海上贸易，他们曾经冒险渡过了红海，经过印度、马六甲海峡，到中国广东、福建、浙江等地。
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回教的痕迹，广东的怀圣寺，泉州的麒麟寺一座，杭州的凤凰寺，都是他们的遗迹。
①（二）张玉光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也说：“泉州有麒麟寺一座，为唐朝所建。
寺址周围约十余亩之广，坐北向南，前面涂门街，后临城墙，中贯一小溪——名八卦沟，东西横流于其间，溪上筑有石桥，前后以便往来，据传为唐代遗物。
”②（三）1946年，泉州清净寺的阿訇也在《晋江文献丛刊》发表已见，认为“泉州清净寺即是唐代建筑的寺”。
③（四）1963年庄为玑先生也说：“泉州在唐代时有回教寺是可以肯定的。
虽然，泉州麒麟寺并不等于泉州清净寺。
”④（五）1979年(《辞海》也载曰：（泉州）“清净寺，一名麒麟寺，中国著名清真寺之一。
”⑤（六）1981年《宗教词典》也把泉州的清净寺与圣友寺、麒麟寺溶为一体。
⑥（七）1982年陈达生又提到：“但从泉州海外交通发展和阿拉伯穆斯林唐代就已定居泉州的历史来看，唐代泉州应当建有清净寺，或许后来湮没了，或许原建筑坍毁后，在原址上重建而未留下唐碑。
”⑦（八）1987年赛生发同样认为：“泉州清净寺又名麒麟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通淮（涂门）街。
”他还说：“‘艾苏哈卜’一词，既然译称‘圣友寺’不妥，我看倒不如恢复‘麒麟寺’的称谓，这个世世代代对清净寺的习惯通称。
应该说‘麒麟寺’的名称由来已久，它和广州狮子寺，杭州凤凰寺及扬州仙鹤寺，并称江南四大名寺、驰名中外。
”⑧综上摘述，我们可以看到数十年来，直至近年尚有不少的学者在著述上主张泉州清净寺即麒麟寺及泉州在唐代已有清净寺的建筑。
对这二个问题殊不知20多年前吴文良先生就已指出：“我认为泉州方面直至今天，还没有找到唐代建伊斯兰教寺的传说和文献记载，更没有所谓麒麟寺的遗踪可考。
2年前，泉州伊斯兰教阿訇发表的文章为‘泉州清净寺即是唐代建筑的麒麟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理由是寺中的阿拉伯文碑记已经十分详细地记述寺是建于穆历400年了。
”(9)但是吴先生这个正确意见，至今依然被忽视。
就这个问题，笔者除赞同吴先生的观点外，并借此机会提出一些补充看法。
1、《成达文荟》第2集，提出曼苏尔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建寺的记载。
这一提法既重要又新颖，遗憾的是记载一件千余年前的重要事件却没有注其出处。
然经过不少学者查阅中阿的文献资料，均未能发现这条重要史料出自何处，直至今天还是一桩“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悬案。
对这种没有确凿根据的“史料”，在未重新获得证实以前，可以说是失去其史料价值的。
1937年，泉州清净寺阿訇张玉光没有对《成达文荟》的这条“史料”进行查证，轻意地附会，并加以发挥，把麒麟寺加在艾苏哈卜寺的头上，故更增加了对该寺名称和始建时间的复杂性。
2、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决定把郡治由现在的南安丰州镇迁徙到今之泉州市内。
这个新城市的发展趋势非常迅速，唐天宝年间(742一756)诗人包何已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10)和唐会昌间(841一846)诗人薛能有“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1)描绘泉州对外贸易的盛况，但唐代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到泉州具体有多少人，因史籍无征，未得其详，不敢妄断。
另在唐代的泉州地区，虽然唐文宗时曾下诏保护广东、福建、扬州外商，规定：“除舶脚（即下碇税）、收市（先买宫廷所需的蓄货）、进奉（即贡献）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12但却未见唐政府颁布准许外人居留的法律保护条例，设使当时有阿拉伯穆斯林长期定居者，谅极少数。
故笔者认为唐代来泉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多为经商而来，他们做完生意之后就离开泉州回国，绝大多数并非长期居留于当地，且在文献或碑记中，都未见唐时当地有土著的穆斯林。
即使明后期何乔远《闽书》曾记唐武德间(618一626),有所谓“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灵山，此为传闻，时间不可靠，学者多有质疑。
故认为唐时泉州尚未有建造清真寺的必要性。
3、泉州历年来，在城的东南部和东北部份地域，出土二三百方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穆斯林墓碑石、墓盖石和清真寺院石构件等遗物。
这些珍贵的文物足可作为泉州与阿拉伯人民友好往来的物证。
在这些出土的石刻中仅有少数宋代的遗物，多为元、明时物。
然而，却未发现唐代的阿拉伯人墓碑石，这即可说明尚缺乏唐代阿拉伯人老死泉州的实物证据。
在1987年奉天坛的考古发掘，亦无发现有唐代文化层次。
既然史乘无征，又无物证，笔者则认为至今尚无唐时泉州建立清净寺的可靠依据。
4、在泉州清净寺门楼的后门外壁上，嵌有二行阿拉伯文的建寺和修寺的石刻记录，第一句就清楚地指出该寺是：“此地人们的第一座清真寺，就是这座最古老、悠久、吉祥的清真寺，号称艾苏哈卜寺，建于（伊历）400年。
”这更无可争辨地证实，这座寺宇就是泉州第一座最古老的清真寺了。
就此史实，足可证明宋大中祥符之前泉州并未有其他清真寺，更谈不上有唐天宝十二年建的所谓“麒麟寺”了。
二、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间关于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间问题，在该寺的阿拉伯文石刻记录未被重新发现译释以前，这个问题并不存有争议。
其时均按吴鉴所撰的修寺碑记之说，认为该寺是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
嗣后，阿文石刻中记为建于伊斯兰教历400年（1009）。
这二个时间相差一百二十年之久，故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注意，且各自提出不同的见解。
(一)主张以汉字碑纪年为准，但也不排除阿文刻记的始建时间，其认为： “这二个日子之间，我宁愿采取当时文献所证明的第二个日子（即1131年，见中文碑记)……为慎重起见，对于第一个日期（即1009年，见阿文碑记）的说法，也没有理由取消。
”⑬（二）主张以汉文碑的纪年一一南宋绍兴元年（1131）为该寺的始建时间，则认为“中国文人的习惯只爱把一件事往古代推，不肯向后拉、作汉文清净寺碑记，为什么偏要向后拉呢？且阿文碑记也是元代的东西，不比吴鉴早，不一定比吴鉴更有根据，故认为阿拉伯文碑靠不住。
”⑭（三）主张以阿文碑的始建时间为准，汉文碑是由被毁的南门清净寺移来的，而“怀疑吴鉴的碑记或者最初是在南门的清净寺，经元末反蒲之役后，寺首先遭受毁灭，后人将碑移到现在的清净寺中了，否则无以说明这个问题”。
⑮（四）先前反对，以后又赞同宋代泉州有两座清净寺。
庄为玑先生1963年认为，根据泉州发现阿拉伯人的遗物，也可以说明北宋有回教寺的存在。
但当时他反对宋代泉州有二座清真寺，通过近20年的探索，他在1980年的文章中已同意宋代泉州有二座清真寺并存的主张。
（五）认为把两寺（宋南门清净寺和艾苏哈卜寺）作为一寺，是不符事实。
并提出“如果把二寺作为一寺看，那岂不是说圣友寺在1310年重修扩建后，仅隔四十年就诚如碑上记载的那样没落荒芜了么？这是显然不符事实。
”⑯（六）主张始建时间为1009年，或更早一些，而把1131年作为该寺的重修时间，则认为“清净寺现存阿文石刻和汉文碑记寺的始建年代及人物是截然不同的，但不能以此断定是不同的两座寺。
……这里可以设想将该寺建筑年代概括为：建寺年代可能追溯到公元1009年，或是更早一些，1131年重新修建，以后1301年和1350年两度重修。
”⑰这种看法与庄为玑先生1963年提出的“我的意见是：时间为北宋建，南宋元朝重建，地点只是一个地方，就是涂门街”⑱的意见有近似之处。
综上所述，直至1987年为止，各位专家学者对泉州清净寺汉、阿文两碑刻所提出对该寺始建时间和修建时间的几种见解。
然而，这些看法究竟谁的理由充分，意见正确，且由读者判断，笔者对此不加予评定，但也提出一些看法，参与讨论。
该寺的阿拉伯文石刻，虽系1311年重修该寺时嵌于寺壁之上，石上刻字，是极慎重的事，谅不会毫无根据地把建寺时间任意勒石吧！笔者认为泉州对外贸易发展到北宋时期，特别是市舶司建置之前后，发展的趋势更快，外人比较长期居留泉州者也必然增多。
1932年泉州西街路上发现由城垣拆下的阿文碑记，据译：“死者名黑提漆，异国阿拉伯女士，她是有名的人物高尼微的爱女，卒于回历四百年……。
”⑲可见公元1009年确有阿拉伯人卒葬泉州，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泉州在其时已有建立清真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元代吴鉴碑记中说“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我们不能忽视那个“增”字，这也意味着宋代的泉州是不止一座清真寺的。
现在的清净寺地点在涂门街（通淮街）之中部，系五代、北宋时期泉州南门城墙外偏东约三百米的地方，应说是在南城之东。
但吴鉴所撰的碑文则说：“宋绍兴元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建兹寺于泉州南城。
”其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很清楚，这与阿文石刻无一词共同之处，决非同一寺中之物。
严格说“南城”和“南城之东”也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问题1957年吴文良先生就已提到，从1946一1948年问，在南门城墙拆卸时出土了二十多块刻有阿文的伊斯兰教寺石构件和三十多根圆形石柱，以及刻有缠枝花纹的石礎。
对此，他认为南门确有一座被废弃的宋代清净寺，此事到1980年庄为玑先生等人也证实有一座南门清真寺的存在。
因此，笔者有理由怀疑吴鉴所传记的绍兴元年(1131)是南门清真寺的始建时间，而不是艾苏哈卜寺的始建时间。
故笔者提出另一个看法，即赞同1009年是为泉州第一座清净寺——艾苏哈卜寺的始建时间。
但认为元代金阿里重修艾苏哈卜寺，请吴鉴撰碑时，或许因未辨认阿拉伯文石刻，而未能发现其创寺时间，却误将南门清真寺的始建时间套在艾苏哈卜寺头上。
这种情况是极可能出现的，这样也消除“把二寺作为一寺看”的持疑看法。
另者，元代艾哈玛德和金阿里先后对艾寺的修缮。
1311年艾哈玛德仅修该寺的拱门、走廊和门窗而已，对主体建筑未加整葺，是一次局部性的小修。
40年后的1350年，金阿里所修的艾寺，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全面修缮。
这种分析，不也可以给认为“仅隔四十年（艾寺）就成如碑上记载的那样没落荒芜了？这是显然不符事实”的怀疑者释疑吗？！三、现存奉天坛的建筑年代泉州清净寺现存的奉天坛，仅有四周墙体。
屋盖早已坍塌。
该墙体为何时所建？也有数种说法：主张是唐代建筑物的则说，“泉州有麒麟寺一座，为唐朝所建”，“寺中所存之古代建筑物，仅大殿之四壁、及大门而已”。
⑳主张宋说的，也有几种看法：一种认为奉天坛的“上端四周，及西墙全部俱刻有凸头大字的古兰天经”，“系八百余年前之笔风，今人无能书者”。
㉑一种却说奉天坛“其历史悠久，为公元十世纪以前阿拉伯伊斯兰礼拜大殿的流行模式”。
㉒还有一种认为“除礼拜厅的屋盖今已无存外，其他建筑部分仍旧保存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教寺的建筑形式”。
㉓主张为元代建筑的则说“现存的（寺院）实为元时旧观，没有问题”。
㉔还有认为“这个建筑物是在同一时期一次建成的，在没有任何其他反证前，照碑文的目前状况看来，它确是1310年（元朝）的东西”。
㉕1987年对奉天坛基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揭露总面积近450平方米，最深部位达到2.85米以上。
共有10个层次，分为6个时期的建筑遗存。
从中发现的各层次包含物和各种迹象看，第1、2期的建筑遗存均属于宋代；第3期的建筑遗存属于元代；第4期建筑遗存属于元末至明代中叶；第5期建筑遗存属于明代晚期；第6期建筑遗存属于清代到近现代时期。
现存的奉天坛围墙和10个大磉墩，系属于第5期建筑遗存。
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泉州发生大地震和暴风雨，（清净寺）“楼栋飘摇倾圯日甚”。
住持夏日禹率父老子弟，请李光缙出面倡修，并得到家居的吏部郎丁哲初，泉州知府姜志礼、知县李待问的支持，由林日耀、夏日禹等人董其事。
故于万历戊申岁(1608)之六月动工兴修，已酉岁(1609)之九月竣工，历时一年又四个月。
㉖李光缙对修建完工的奉天坛描述曰：“下楼石壁，门从东入，正西之座曰奉天坛，中圈象太极，左右二门象两仪，西四门象四象，南八门象八卦，北一门以象乾元。
”㉗这与现存的奉天坛建筑形式完全一样。
故可以肯定奉天坛墙体即使以后有局部修缮，但还是保留万历三十七年(1609)修建时的格局，决非唐、宋、元时期的建筑物。
四、结语泉州清净寺的建筑时间，虽然目前诸家意见未尽一致，但通过前人的不断探索，特别是通过阿文石刻的译释研究和奉天坛的考古发掘，其透明度已逐趋清晰，故笔者借此机会综合前人之见，也提出个人管见。
认为唐代泉州并无清净寺或麒麟寺的存在，而现清净寺始建时间，系于伊斯兰教历400年(1009)。
吴鉴撰写重修清净寺碑记，所记南宋绍兴元年(1131),系泉州南门的另一座已废弃的清净寺始建时间，误加在现清净寺（艾苏哈卜寺）的头上。
从考古发掘的文化层次和所发现的建筑遗迹看，奉天坛（礼拜厅）自宋代至今较大规模的改建则不止如文字记载的次数，则有宋代3次，元代3次，明代4次等修建地面。
每次基本都是中国式建筑，此可以补充文字记载之不足。
其现存墙体，虽然后人数度局部修缮，尚且保持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修建形制。
奉天坛的另一迹象，即在各个时期的层次中，都或多或少发现有木炭粒(块)、灰烬，红烧土的堆积物或包含物。
故笔者认为，其早期建筑物不仅曾受到如文献上记载的风灾、水灾、兵灾、地震的破坏，更严重的则是受到火灾的毁坏，也可从中证实其早期建筑物多以中国式的木构建筑为主。
注释：（1）广西成达师范学校《成达文荟》第2辑，《月华》杂志引文。
（2）、（20）、（21）张玉光《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载《月华》1937年第9卷第1期。
（3）《晋江文献丛刊》第1期。
（4）、（18）庄为玑《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5）《辞海》中册2189页，1979年出版。
（6）《宗教词典》353页，1981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7）陈达生《泉州清净寺史迹研究概述》，载《晋江地区社联通讯》，1985年第2期。
（8）、（17）赛生发《泉州清净寺建寺年代、名称、寺址问题述评》，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3期。
（9）、（23）吴文良《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10）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载《唐诗别裁》卷11。
（11）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载全唐诗》卷559。
（12）《全唐文》卷75。
（13）、（25）（法）白参《泉州清净寺阿拉伯文碑记》，原载《通报》，1911年第12卷，页704—716，王云翔译载于《历史建筑》。
（14）参阅白寿彝《泉州清净寺的创建年代及创建人》，载《月华》卷10，第8、9、10期。
（15）、（19）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16）庄为玑、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寺址的新研究》，载《泉州文史》1980年第4期。
（22）泉州伊斯兰史迹保护委员会编《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
（24）中国建筑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史》。
（26）、（27）参阅李光缙，宗谦甫《万历三十七年重修清净寺碑记》。
（发表于《泉州学刊》1993年第1期）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黄天柱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