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立柜平时被父母锁得严严实实的,成为我心目中最神秘的地方。
说起这个立柜,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柜子很大,而且全部是大块的柚木实木板制作的,分为柜底基座、柜身和柜顶三部分组成,重量非常大,搬家的时候把柜顶拆下,只搬柜身,四个小伙子硬是没抬起来。
这个柜子应该也是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东西,我家被抄家后,家里总要有一件大一点的家具吧,于是爸爸就去委托商店买了这个立柜。
当时怕红卫兵再来二次抄家,爸爸特意把购买这个立柜的发票贴在柜门的后面。
这张发票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特殊的记忆。
这个立柜的线条非常简洁,由于都是整块的柚木板材,所以只有在柜子的转角的地方有几处榫卯拼接。
整个柜身分成两个部分,下面是一个大抽屉,上面则是柜子的主体。
柜子主体里面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左右两部分是几排横向的隔板,中间是挂衣服的空间。
柜门的背板也是整块的柚木板,柜门前面是一面很大的穿衣镜。
当时刚刚买回来的时候,穿衣镜已经没有了,爸爸到各个商店去买同样尺寸的穿衣镜,结果都没有这么大的镜子,于是,爸爸就在镜子所在的位置贴上了一张纵向的“中南半岛地图”,这里就成为了我小时候看地图识字的一个重要场合。
这个立柜是当时家中除了几个木制衣箱之外唯一有锁的一件家具,家中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和不能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都被锁在这个柜子里面。
在柜子左侧用隔板隔出的几个空间里,有一个不大的铁盒子(其实是过去的一个高级点心盒子),里面装着全家的户口本、粮本、副食本以及布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等各种票证,还有父母的图章等私人物品。
剩下的空间里满满当当堆着的全是书,而这些书就成为了我从小最好奇、也最神秘的东西。
这个柜子应该也是经历过文革时期“打砸抢抄”浩劫之后幸存的产物,所以除了柜门上原有的穿衣镜没有了之外,原来柜门里内嵌的锁和门把手也都佚失了。
爸爸就从委托商店里又买了一个很大的铁制深绿色门把手,用四颗螺丝固定在柜门上,这个笨重的门把手从体量、质地到颜色都与这个柚木原色的柜子极度不协调,不过我们长年累月这么用着,不知不觉也就习惯了。
由于柜门上原来的门锁已经没有了,爸爸就因陋就简地买了一个挂锁搭扣,然后用一把挂锁将柜门锁起来。
有了这个门把手和挂锁,你闭上眼睛都可以想象,这个本来比较高级的立柜是如何一下子变得又土又难看了。
这个柜子上挂锁的钥匙只有父母两人手上有,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在他们打开柜门从里面的小铁盒子里取副食本或者票证时,偷偷向柜子里面张望,看里面满满堆着的那些书。
说句实话,真是眼馋呀!爸爸白天睡醒之后,有时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本书来看,有时还拿出他的笔记本自己写些什么,不过他读的书从来不让我读,他写的东西我更是无缘得见。
只是有几次,我缠着他非要点名读某一本书,他才会开恩从柜子里找出一本来给我看,而且要求我必须只能自己看,不许让别人知道,看完之后立即给他,他再重新锁进柜子里。
当年的四书五经我就是这样在爸爸的眼皮底下偷偷读完的。
爸爸嗜书如命,他自己看书的时候从来都是端坐着,而且从来不再书上动笔。
我当年刚开始读他的线装书的时候,觉得这种宣纸印刷的线装书字又大,纸又软,而且还是竖排的,所以把书卷起来躺在床上看,看完一行只要把书轻轻转一下就可以看下一行,非常舒服。
结果,我这样读书才读了几次就被他发现了,立刻招来一顿打,从此被严令禁止这样看书,必须把书平放着看。
爸爸看书的这些规矩对我影响很大。
直到今天,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不会把书卷起来或者折角,也不会在书上写字或者勾画。
所以,我读过的书往往看起来跟新书一样。
而且,我也继承了爸爸的这一癖好,看不得别人“破坏式”地看书。
我曾经借给同事一本书,等到他把书还给我的时候,整本书被他搓揉得不像个样子,最后我又把这本书送给了他,我自己另外买一本,而且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借书给他了。
柜子上这把锁的钥匙就放在爸爸贴身的衣袋里,有一次爸爸换衣服睡觉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偷偷拿到了这把钥匙,于是蹑手蹑脚地打开柜子的门,一点不出声音地翻看那些书,发现里面有很多是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书,还有一些线装书。
在另一个地方,放着几本爸爸的笔记本。
我这次做贼本来就心虚,那些书我只能很快地瞄上一眼,然后就按照原来的位置赶紧重新放好,随后关好柜门,把挂锁锁好,再把钥匙悄悄放回到爸爸的衣服口袋里。
等到这一套“做贼”的行动结束后,我坐在椅子上仔细回想都看到了什么书,结果除了想起曾经看过的两本鲁迅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书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看来,“做贼”的感觉真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