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拾贝是什么意思(岁月拾安下一句是什么)

一、清苦的80年代初我分配回白马中学后，一开始就教高一两个班的语文。
上文已经说过，我爱人仍在蒋垛中学工作。
这样，我做教师，俊英、俊华两人上学。
那时我们三人谈不上什么伙食标准，早晚一律吃食堂，中午，俊英他们到食堂蒸饭的地方找到我家蒸的饭盆，我去食堂里打菜。
对教师嘛，食堂师傅们总会客气点，1角钱的黄芽菜汤实际上要值到1角5分，回宿舍后在这黄芽菜汤里倒上从家里熬熟的豆油或菜油。
即使两人在我身边上学，每月也还要负担家里15——20元的日常开支。
为什么呢，家在哪里？家在我肩上。
母亲种田、养猪操持家务，可猪要养到年底才能卖呢。
俊峰在公社五金厂，五金厂能保证按月发工资（也不清楚多少工资）吗？最小的李英还在上小学。
家里要油盐酱醋，田里要农药化肥，都要钱啦。
所以我每月43元的工资就必须慎之又慎了。
母亲指望着我涨工资呢。
有一次，大概是星期天在家劳动吧，母亲说你们要涨工资了，广播里都讲了；我说还没有呢，大概快了。
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妻子跟我半开玩笑说，当初我们娘儿俩在蒋垛三年，你负担过吗，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有一次给了10块钱，一次给了8块钱。
我无言，因为那时不要说负担，连负担的意识都没有；至于说给过钱，也毫无印象。
经济的负担，教学的重担之外，还有家里的农活。
想想就能明白，这么大的家，责任田自然不少，我们那里田离家又远，特别到农忙季节，母亲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
每逢星期天，我总是尽量地劳动，有时竟然从田里回到家，累得先坐在门槛上歇息。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多做一些，妈妈就能少做一些。
因为我一到学校，就不可能回来，要备课要改作文；要帮妈妈干活，只能等到下个星期天。
从1982年暑假开始，我又参加中文本科函授学习，同时做高二的班主任，只有到高三时才教文科班兼班主任。
工资也是涨的，从43元涨到53元，又涨到74元。
1986年，在首次教师评职称中，我被评为中学一级，工资一下子涨到97元，又因为在农村中学工作的教师每月加10元，这样就每月拿到107元了（从1987年1月开始）。
二、洗衣机和衣橱在所有的家具中，我最介意的是洗衣机和衣橱。
1983年，儿子3岁时我爱人调过来了，为了带儿子，我爱人的奶奶也随同过来，许芳也自然跟过来上学。
这样一来，俊英、许芳作为女学生，衣服固然是自己洗；即使这样，我爱人也要洗4个人的衣服。
从上初中开始到做老师，对洗衣服我算是领教够了，特别是中山装之类的。
因此，每当看到爱人坐在泡满衣服的大盆面前，使劲而匆忙地洗，我就暗下决心：赶快买上洗衣机！要知道，这些年我是没钱可余的。
我爱人调过来以后，她说我们每月要余10块钱；我说，还余什么钱呢，够用就不错了。
可自从决心买洗衣机，我的态度就转变了，只是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转变了。
好不容易攒到500块钱，想想可以买到洗衣机了。
偏偏我素英小姨回老家来借钱，说她们那里拆迁了，镇上划拨地皮，让各家各户沿街砌门面房。
她火急火燎地到处奔波，连我们的面也没见，只是托五叔说，没有多也有个少，300（块）500（块）也行。
天啦，买洗衣机和砌房子相比，当然后者重要了！这样，我们的洗衣机又不知推迟到什么时候才买成的，只记得后来还是通过在扬州供销商场的学生窦顺宽，才买到了一台双桶的水仙牌洗衣机。
如上所说，我们在白马中学也是个大家庭。
别的不说，这么多人光衣服、被子的收纳就是个问题，可偏偏只有箱子没有衣橱。
三门橱倒是有，但是在家里呢。
学校的家我记得有4只箱子，我在泰兴上学时放衣物的箱子最小，凭结婚证在姜堰买了一只箱子，从我岳父家带回来的一只箱子最大，还有就是一个女同学的妈妈送给我们一只杉木箱子（我给了人家35元钱）。
为了节省空间，箱子必须叠放着，每当换季，就得搬动箱子。
除了最上层的，需要我帮忙两人搭下来，其余的都是我爱人一个人搬，也亏了她有力气。
由此，我就非常向往有衣橱，能够把衣服分门别类地摆放，打开橱门就能够找到。
可向往毕竟只是向往，两三年内都没变成现实。
虽然后来陆续在塘湾集市上买了一顶五斗橱，一顶旧三门橱，我岳父家又为我们打了两门橱、办公桌，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离“衣服分门别类摆放”的向往还有距离，一是因为人多，二是因为旧式家具。
那时，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去姜堰参加教研会或其他什么会，有时住在姜中招待所，有时住在一招或二招（即县政府的第一或第二招待所），看到人家的橱子就有种别样的羡慕——设计理念先进。
我把它们默默记在心里，直到进了城，装修房子时才把我记得的“默写”了出来。
梦想终于成了真，这份喜悦今天的年轻人大概无法体会。
三、难忘19851985年，我中文本科函授毕业。
因为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我先去上海光华医院（治疗关节炎的专科医院）看门诊、配药。
上学期一结束就去住院，病情稳定后住到上海奉贤县燎原农场医院，那里是光华医院的协作医院，每周一有专车接送医生、病人或病人家属往返。
住院期间，我把中学课本上涉及到的逻辑知识，从“概念”到“证明与反驳”统统备了一遍课，像开凿隧道一般，把它打通了。
这算是一个备课的成果，只是后来中学里不讲逻辑了。
1985年，俊英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中药材生产专业。
记得高考分数抄回来的那天夜里，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
那时候，高考分数先到教育局，各校都是派人去抄分数，抄分数的人再晚也要赶回来，因为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呢。
1985年，秋季割稻的农忙时节。
我在上海住院，俊峰、俊华他们偏偏出差在外，我家的稻田有两个格子。
割其中一个格子的情形是：母亲下午先去割，我爱人下午两节课后带着儿子，和事先请好的校办工厂的女工小王直接奔田里，母亲事先已准备好了镰刀，等三个人割完这个格子，晚霞已经换成了月光。
有趣的是，5岁的儿子“私心严重”，我爱人把他安顿在田埂上，他几次叫“妈妈，你来歇会儿”，而不叫奶奶和小王师傅休息；割完了，他又要回家吃晚饭。
做妈妈的告诉他：“吃什么晚饭呢，奶奶不和我们一样，还在田里吗？我们回学校吃晚饭。
”回到学校，只能煮米粥或下面条，炒鸡蛋，招待人家小王师傅。
这时候，上学的还有许芳和李英，做学生的要上晚自修，即使不上晚自修，她们又能干什么呢。
这种农忙时节的紧张，直到俊峰、俊华结了婚，才不需要我们操心了。
1985年，下半年我家盖起了楼房。
当然，在我到上海去治病之前，已经买好砖瓦、黄砂、椽子；请好了瓦匠工头李茂春，谈好了工钱1200元；至于垫高地基浇铸圈梁，那就更早一些。
不知为什么，需要煤炭渣，我爱人只好请学校食堂的师傅们把每天出的炭渣倒在一个地方，有时间就去用铁锹把炭渣拍碎，再用筛黄砂的筛子筛，筛子下面的才是成品，这个过程也有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帮过不少忙。
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就请学校隔壁的丁克南用手扶拖拉机拉回去。
拉过好几趟呢，人家总是不肯要工钱，真是忘不了的人情！整个盖楼房的钱，都是俊峰、俊华他们的贡献，大概只有椽子是我花钱在鲍徐供销社买的。
不是改革开放，不是俊峰毅然脱离五金厂出来跑生意；俊华不上学以后，也学了手艺，这时大概也学会跑生意了。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家的楼房也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能砌起来。
这年年底，俊峰去上海接我回来过春节。
总之，从1970年——1985年，是我家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度过了这段艰难，我家的天空逐渐晴朗起来了。
1985年以后，我的经济负担也明显减轻了，虽然还有人在上学，但我们的工资也逐步涨一些了。
俊英上大学，后来李英上扬州，都是俊峰、俊华他们负担的，也就是说我家有钱了。
如今可好啦，兄妹5人，家家有房有车。
我们这辈人在泰州、扬州、上海；俊峰、俊英、俊华都有自己的小公司，最小的李英在上海做社区工作者；晚一辈人在南京、苏州。
老家的红瓦房是艰苦年代的印记，楼房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成果。
今天回忆这些，不是表白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担当，而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也不是夸说俊峰、俊华他们的贡献，他们是接过了接力棒，并使家庭的经济状况从阴到多云再到阳光灿烂；当初上学的人，固然因为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但比起她们的同学来，上学的条件不如人家呢，上出了成绩，在于她们自己的努力。
愿我们兄妹5人不忘当初，继续前进，经营好各自的家庭。
愿晚辈们了解父辈们曾经的岁月，记住你们的根在何处，不要被社会的浮华消磨了你们艰苦奋斗的基因，努力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