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人有哪些饮食风尚？青铜“小饭桌”里有答案

“寻巴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列展·贰”当前正在位于上海的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展。
除了展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战国青铜器“錞于王”和鸟形尊外，还展出一套造型独特的食器。
这套2002年出土自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的“俎豆夹组合”为目前国内仅见，被形象地称为巴王“小饭桌”，反映了巴人上层社会饮食、礼仪文化风俗。
在古代，俎和豆是祭祀或宴飨时常用的两种器具。
《说文》：“俎，礼俎也”；“豆，古食肉器也”。
后世常将这两类器物并称，用来泛指各种祭祀场所使用的礼器，并几成祭祀礼仪行为的代名词。
《论语·卫灵公》：“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俎豆，礼器。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张守节正义：“俎豆以木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
大夫以上赤云气，诸侯加象饰足，天子玉饰也。
”由此可见，这两种器物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具有重要地位。
但历史文献并未说明这两种器物具体的使用、组合、摆放等情况，以往发掘的考古材料中也未见这方面的详细信息。
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的一套青铜俎豆组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祭祀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巴人上层社会的祭祀习俗。
俎豆夹组合俎豆夹出土情况迄今为止，国内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的俎用材大多为木质，形状为长方形或近长方形，并且带有长支脚，类似案几。
如湖北包山楚墓M2出土窄面俎、宽面俎、带立板俎共7件，均为木质长方形俎。
这也符合文献记载，《礼记·明堂位》云：“俎用梡、嶡。
”陆德明《释文》：“嶡，居卫反，又作‘橛’，音同。
” 《方言》卷五：“俎，几也，西南蜀汉之郊曰杫。
”而小田溪墓地M12出土的这种铜俎在文献记载及考古材料中均少见。
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小田溪M1曾出土有同类器物（M1:61），简报将其定为“灯台”。
该 “灯台”与M12出土的铜俎形制、大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底部不带矮小支脚。
原简报未说明其具体功用，发掘者可能认为与灯具有关，故有此定名。
小田溪M1出土的同类器物根据M12墓室内随葬器物摆放情况及组合关系，我们认为此类器物并非灯具，而是与祭祀有关的礼器。
首先，从器物摆放情况看，小田溪墓地M1、M12铜俎出土时，都有铜豆相伴。
M12中的8件铜豆或放置于铜俎上，或散布于铜俎周边。
M1的4件铜豆亦散布于铜俎周围，只是清理时未见置于铜俎上。
虽然由于填土挤压造成随葬器物错位或离位，我们已无法完全复位，但它们相互之间的临近关系是很明显的。
《韩诗外传》：“不出俎豆之间，折冲千里之外” ，表明在先秦时期，不论祭祀或宴飨场合，俎与豆都是紧密排列的。
小田溪M1、M12随葬情况亦不例外。
其次，从器物特征看，小田溪墓地出土的俎与豆应为配套使用的器皿。
两墓出土的铜俎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俎面中心铸有一个较大的圆芯，围绕大圆芯一周有4个等距离小圆芯。
模拟实验表明，若每个小圆芯上各置1个铜豆，便在俎面上形成一组规则、稳定的铜豆排列。
在清理M12时，发现8件铜豆中尚有3件置于铜俎上。
俎面中部的大圆芯上放置何种器物，目前尚不清楚，推测是用来放置较铜豆体形更大的壶、尊之类的容器。
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是一套基本组合。
最后，在使用功能上，M12出土有铜俎、豆、夹组合。
置于俎盘内的2件铜豆内各均放置有1件夹取食物的铜夹，说明这是一套与食物（祭品）摆放有关的器皿。
豆内的鱼骨残留综上，小田溪墓地出土的“灯台”实为铜俎，虽与常见器形不同，但其形制、组合及摆放情况表明，它与铜豆是一套祭祀礼器。
换言之，在战国至汉初巴人上层贵族的祭祀活动中，俎、豆是较为固定的组合。
特别是铜俎，在铸造时就已考虑到与铜豆的搭配使用。
俎的用途很广，既是盛食器，祭祀时直接用以载牲；也是承托器，上面可承放各种器皿。
在重庆地区，少见战国、秦汉时期的俎出土。
根据小田溪铜俎的特征及相关器物排列，可知该墓地出土的铜俎并非直接载牲的盛食器，而是专门用来承载祭祀容器的承托器。
《说文》将豆训为“食肉器”。
《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
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胡臭亶时？”毛亨传：“豆，荐葅醢也。
”郑玄笺：“祀天用瓦豆，陶器质也。
”可见，这类器皿用途很广。
铜豆的形制属巴人墓葬中的典型器物——矮柄豆，其功用与其他类型的豆无异：既可以盛放肉食，也可用来盛放菹醢（腌菜和肉酱之类）；既可为日常生活用器，也可为祭祀礼器。
矮柄豆在战国——汉初的巴人墓葬中常见，但普通墓葬出土的多为陶豆，并与陶釜、陶罐等日用器皿形成基本组合。
小田溪M12铜俎、铜豆、铜夹三者配套使用，可以完成祭祀或宴飨活动中取用、盛置、摆放的全部程序。
圆俎、圆豆并以俎面上的圆形内芯将二者精确定位，体积不大，节约空间，共同形成一套稳重端庄的祭器组合。
M12铜俎上的一件铜豆内尚可见少量植物叶茎类遗存（图三），推测此豆应用于盛置腌菜之类的菹醢。
这类食物（祭品）用较长工具夹取较为方便， 两件铜夹应该就是为此而备。
铜俎盘底另铸了5个隐蔽的小挂钩，应该是为张挂綪幔所设。
《仪礼·即夕礼》：“豆西上，綪；笾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鲜兽。
”贾公彦疏：“若綪，则宜先设羊于西南……，”由此可知铜俎在仪礼中分可“綪”可“不綪”两种情况。
《说文》释“綪”为“赤缯也”，也即红布，说明巴王在盛大隆重的场合会把铜俎和铜豆围上红布。
铜俎盘底铸了小挂钩目前，重庆地区仅小田溪墓地M1、M12两座较大型墓葬出土有青铜俎豆组合。
早期发掘的M1，除了随葬青铜俎豆外，还有14枚一组的青铜错金编钟、铜罍、铜壶等，是重庆地区战国——汉初典型巴人墓葬中唯一出土整套编钟的墓葬。
先秦时期，祭祀场合的俎豆组合与鼎、簋一样，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礼记·燕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祭祀时，对不同等级的贵族用豆的数量也有明确规定。
《礼记·礼器》：“礼有以多为贵者。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M12出土有8件铜豆，若按周礼，则合上大夫之制。
该墓未出土编钟等整套乐器，但墓中出土的多组璜玉组佩，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国君与高级贵族的等级标志之一；玉具剑身、茎比为5：1，属于上士之剑，也仅见于汉代诸侯王等级的墓葬。
因此，M12墓主身份之显贵是确定无疑的。
按周礼，在贵族祭祀中，对俎豆配套使用的数量有明确规定，一般俎为奇数，豆为偶数。
《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
”战国楚人使用俎豆的情况亦同。
湖北包山楚墓M2东室置“窄面俎”5件，有盖豆4件、无盖豆4件。
该墓中266号（整理号）简文记载墓主随葬器物有：“五皇俎；四合豆，四皇豆。
”其奇俎、偶豆的情况表明，在使用俎豆祭祀方面，楚礼与周礼相合。
关于巴人使用俎豆的情况，未见于文献记载。
小田溪M1、M12青铜俎豆组合，分别为1俎4豆和1俎8豆，由此可以看出，巴人上层社会遵循周礼、楚礼中单数俎、偶数豆的祭祀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两国临近，双方关系十分密切，《左传》中多有记载。
《左传》昭公十三年：“初，共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
……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斋），而长入拜。
” 上层社会的交往并通婚必定带来文化的交流与互融，小田溪作为巴人上层贵族墓地，历年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明显楚文化因素。
如M1出土14件青铜编钟，被认为“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者完全一致。
” 虽然关于巴人贵族祭祀活动的内容未见诸文献，但楚国的材料较多，可略作对比。
《楚辞·大召》中，为了招“魂魄归来”，摆出了丰盛的祭品，展现了楚国贵族祭祀活动的豪华场面：“五谷六仞，设菰梁只；内鸧鸽鹄，味豺羹只……”为承托丰盛祭品，自然需要如包山楚墓M2中随葬数量较多的俎。
与楚地风格不同，目前，小田溪墓地仅M1、M12中各出土一件铜俎，且其体形均相对较小，只能承托较少的祭品。
这可能是因为巴国力弱小，即使是贵族阶层，在祭祀活动中也无法如楚国贵族那般排场和奢华。
但以青铜为俎并随葬，则显示了巴人上层社会对祭祀礼仪的高度重视。
圆型铜俎不类楚俎，其器型近似于包山楚墓中的无盖漆豆（M2:145）。
两者可能有一定借鉴、因袭关系。
矮柄豆则为巴人常用器皿，而不见于典型楚墓。
这说明古代巴人上层社会在使用祭祀器皿时，善于借鉴吸收，却又保留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湖北沙洋塌冢楚墓出土漆豆湖北沙洋塌冢楚墓出土漆豆线图西汉武帝以前，位于西南的重庆地区仍属“蛮夷之地”。
《汉书》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这里的礼仪制度虽不如中原及江汉平原地区那般严谨，但亦深受先进地区文化的熏陶与浸润。
特别是自战国晚期以来，中原礼制逐渐崩坏，但在相对偏远的西南地区仍有所保留。
从小田溪M12的发掘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晚至汉初巴人上层社会仍遵循较为严格的周礼制度。
M12出土的青铜俎与豆，为我们展现了秦汉之际巴人贵族祭祀的庄重。
这套组合的使用、置放方式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祭祀礼仪的认识。
（本文原刊于《文物》，作者略有修改，原文有注释，此处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