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拆迁户图鉴：有人为玩游戏卖了四套房，父母都住进了地下室……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张恒/文 记者 王访贤/摄赵东方给故友孙坤鹏打了一个电话。
他得知这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已经在义乌从事服装生意，3岁的孩子在老家开封上了幼儿园。
3年前，赵东方决定拍摄一部郑州城中村拆迁纪录片的时候，孙坤鹏被选定为故事的主角。
他的纪录片里出现了庙李、刘庄、邵庄、高皇寨等村庄，有拥挤脏乱的街道、逼仄的出租房、幽暗的楼梯道、不时闪灭的顶灯。
【前奏】城市的发展终将扫除某些原有生态，那些循环播放拆迁政策的宣传车，已经拆除的残墙，早已换了景象，取代它们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
2019年9月2日，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黄庄村，今年7月份拆迁孙坤鹏和他的朋友也已离开郑州，当他们向房东交还钥匙的时候，可能想不到被拆迁的人们也将开始流动，甚至也将面临财富迅速增加后的迷惘，也将为扑面而来的新生活重新计算和纠结。
郑州市的城中村改造从2003年启动。
在2010年~2015年，郑州市共启动拆迁村庄627个，动迁175.65万人，全域范围内保持着每年拆迁100多个村的进度。
赵东方拍摄纪录片这一年，张家村作为最后一个都市村庄改造项目动工拆迁。
这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郑州四环内再无城中村。
城市的扩张还在继续，郑州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GDP和人口总量上创下新纪录。
2019年8月份，郑州公布的最新拆迁地图再次引发一阵骚动。
当人们最早说起“拆迁户”时，总会联想到出暴发和膨胀，甚至“拆迁户”赌博、吸毒败家的新闻偶尔会见诸报端。
事实上，这种“幸存者偏差”导致的成见正在逐渐消失，就像郑州已经走过最轰轰烈烈的改造阶段，被拆迁的人们心境和生活也趋于平静。
告别都市田园“请主动自行搬离，以免对您的经营和财产造成损失。
在此期间，对于非法生产经营、欺行霸市，危害群众生命财产的商户，我们将依法坚决予以严肃处理或打击。
”在赵东方拍摄的《真实记录郑州城中村拆迁》纪录片中，一辆白色宣传车循环播放着拆迁宣传，旁边是来往的电动车和匆匆而过的行人。
2019年9月2日，郑州江山路三全路，老鸦陈村老年过渡房已搬空2015年夏天，郑州老鸦陈。
杜文涛是高考之后一周才注意到这种宣传车，以及街头巷尾议论拆迁的邻居。
这时候，家里已经要搬走了。
杜文涛家里的4层楼，每年能带来超过10万元的租金收入。
拆迁后，按家庭4人赔付480平方米安置房，80余万拆迁款。
作为城市流动人口聚集地，和老鸦陈一样，郑州北环的多个城中村都有不菲的定期租金收入。
其中包括“中原小香港”陈寨、刘庄、马李庄等等，很多村民的楼房能盖到将近20层，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务工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做生意的小贩。
老鸦陈本地人口约1.5万，流动人口最多时有逾20万。
2019年9月2日，郑州江山路三全路，老鸦陈村拆迁后，昔日的村庄如今是一片平地杜文涛在这里渡过了18岁前的美好时光，他的玩伴主要来自家中的租客。
放学回家，五六个玩伴在暮色中疯跑、捉迷藏，路边的小楼成为最理想的藏身处。
父亲喜欢喝酒，经常叫租户来喝酒聊天。
家里做包子、油条等，母亲就会让杜文涛送给租户一点。
这种像暮色一样逐渐远离的记忆，掺杂有最普通的生活细节，比如家里经常去租户的商铺买鸡蛋、猪肉；比如一对经常吵架的小情侣，因为没钱支付房租，在杜文涛家人外出时卷起行李离开。
杜文涛上幼儿园之前，门口还是土路，2002年前后成为水泥路，再往周边房子增高为多层小楼，对外出租。
小吃摊越来越多，外来人口逐渐聚集。
穿过老鸦陈的江山路热闹起来，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公交的线路越来越多……“我们是不舍的。
”那个夏天的夜晚，杜文涛一家人散步时看到家里被拆除的门窗，生出回家居住的念头。
但也只是一个念头，因为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尽管一切来的猝不及防。
31岁的郑东新区祭城人李华强的回迁房已经入住7年，他对老家贾岗村的记忆是田地、鱼塘和两层的自住房。
不同于城中村，10多年前拆迁时当地没有什么高层，村民以种地为主。
由于拆迁早，位置接近城市边缘，一部分村民最早对相对较低的拆迁补偿并不满意。
但如今村民都搬进了新小区。
“最直观的是环境比以前提高，生活更加便利了。
”无论如何，村民们较早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红利。
一定程度上来说，回迁在地理上改变了原有的村庄式人际生态。
原本一家人同住院落的相处方式，变成了同一走廊里两代人门对门的“邻居关系”；村子里的堂亲由此前散状分布的鸡犬相闻，转为以楼号、电梯为符号的现代社区形式。
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
搬入回迁房后，李华强和亲戚们更近了，属于从这栋楼到那栋楼的距离，在小区经常见面，也经常走动；也有因此产生矛盾的家庭，兄弟俩分房子闹矛盾，争论父母的房子应该给谁；也有分到房子后沉溺于赌博的，最终沦落到变卖房产。
杜文涛离开老鸦陈时，没有来得及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在江山路上打闹的玩伴大都像梦一样跑丢了。
唯一能联系上的玩伴现在是他最好的朋友，家里在郑州买了房，就职于一家广告公司。
他们像以前一样，经常一起玩游戏，寻找新开的餐馆，驱车去开封游玩。
城市流动人口杜文涛所谓的搬家，是在自家的耕地边搭建活动板房。
尽管每年手握数万元的过渡费，但很多老鸦陈的村民们都首先选择搭建临时房屋。
杜文涛的家人在板房里住了一年后，租进了社区楼房。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家里的回迁房2021年前后才能入住。
杜文涛已经搬了三次家，现在他们居住的是年租金2.3万的三室两厅。
他的朋友中，因为开发商烂尾等原因，已经在外“漂泊”了10年。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拆迁后，沙门村人陈国庆的收入有所减少。
陈国庆家有一栋13层高的小楼，对外出租房屋达100多套，每月租金收入约8万元。
拆迁补偿面积1200多平，除了自住，交房后的对外出租月收入3万左右。
按照陈国庆的算法，沙门村属于楼层高，外来人口多的城中村，村里每家楼高平均10层，每层约10套，整体上平均每家月入租金6万元左右。
而现在郑州租房市场低迷，一室一厅现才租1000元，自住外的回迁房产租金每月才2万多元。
陈国庆也了解到，家中拆迁的年轻人贷款买房、买豪车，但原来的固定房租收入减少后，缺失了最重要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