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做生意(香港人做生意的特点)

“香港”被人称为“遍地黄金”，然而，香港人的富有并未使他们过上轻闲的生活，竞争的压力使他们步履沉重，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拼命工作。
激烈的生存竞争，既激发了香港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香港商人喜欢说"搏一下"，大概就是尽全力争取一下的意思。
这比“试一下”更重要。
搏，就是要有拼搏精神，全力以赴。
搏，多少带有一点冒险的精神。
香港由于其地域特殊性而受“西化”影响严重，所以有人说，香港是东西方文明的"混血儿"。
香港商人是东西方智慧精明的综合体。
在香港商人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浓厚中国传统商人的色彩，我们还可以看见他们身上西方文化的烙印。
香港商人灵活、机智，他们的传统特质，由于混杂了西方的思想灵魂而不再有传统的迂腐。
港商的生活哲理是，挣钱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在商言商，言商即是挣钱，这个道理在港商看来，再自然不过、简单不过了。
不仅像邵逸夫、胡仙这样的大商人非常重视取利赚钱，就是一般的港商，也同样把赚钱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
他们的功利主义色彩十分明显。
一、塑料花大王出身贫寒的李嘉诚现在能够被公认为华人首富，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他长远的战略眼光。
李嘉诚14岁在一家小塑料玩具厂当推销员。
由于工作努力，不到20岁就被老板提升为经理。
两年后，22岁的李嘉诚，便开了一间专门生产塑料玩具和家庭用品的“长江塑料厂”。
上个世纪50年代，欧美等地市场对塑料花的需求大增。
李嘉诚立即争取了大量的海外订单，迅速由生产玩具转向生产塑料花。
长江公司很快就成为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生产塑料花企业，而李嘉诚本人因此也赢得了"塑料花大王"的美称。
正当塑料花大受海外欢迎，行业兴隆之际，李嘉诚却独具慧眼，预料到塑料花将在世界市场由畅销转为滞销，他当机立断，毅然放弃当时盈利仍然丰厚的塑料花行业，重操玩具旧业。
果然，不久之后国际市场的“塑料花热”逐渐冷却，行情瞬间暴跌，那些趁热而上的厂家纷纷遭殃，而李嘉诚却在玩具产品中每年仍赚上千万港元。
李嘉诚深谙好花无常开的道理，早在塑料花业兴盛时期，他就认识到，随着香港的继续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必然趋势，地产业必大有可为。
1958年是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香港地价下跌70%，房价下跌30%。
房地产业正处于低谷之时，恰在这年，刚满而立之年的李嘉诚，以百万资本向地产业进军了。
从1958年至1980年的22年中，香港地产业历经沧桑，几起几落，虽充满风险，但却百年不遇，机遇迭出。
李嘉诚眼明手快。
感觉敏锐，善于抓住每一个有利的商机，成为一代香港地产大王。
1959年，李嘉诚首先购买的为别人所不齿的工业用地，1980年以市区平均地价计算，工业地价比当年上涨了281倍，而非工业用地及住宅用地也分别为74倍与82倍。
1965年，银行风潮及1967年地产价格狂跌，许多人急于脱手房地产，他却泰然处之，反而认为这是发展地产业的大好时机。
继续从事房地产生意，只买不卖。
到1972年，他的公司在香港已拥有超过35万平方英尺的房地产业，每年资金收入390万港元。
李嘉诚为什么能赚钱?眼光!商人没有战略眼光，就好比摸黑走路，迟早会碰得头破血流。
二、船王包玉刚不但是众所周知的世界船王，还是第一个进入英资汇丰银行的华人董事，更加在1978 年之后成为世界10大船王之首。
但在此之间，在香港股票市场上，以包玉刚先生为代表的华人集团与怡和洋行的代表的英商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股票大战”。
九龙仓位于繁华的尖沙咀，这里可谓寸土尺金。
但是长期以来，九龙仓的地产股价由于怡和洋行的把持，严重脱离实际地价。
而这九龙仓的归属关系到华人集团各自在香港的发展前途。
特别是对包玉刚的庞大船队来说，没有九龙仓，就等于失去了依托的基地。
因此，一开始双方就寸步不让，势在必夺。
实力雄厚的怡和洋行估计了一下船王的财力，认为自己只要出高价收购九龙仓的股票，船王是打不了几回合就得举手投降。
于是，恰和洋行在香港报刊上登出醒目的广告∶ “愿以两股置地股票，外加一张债券（总价值相当于100港元）兑换面值仅10港元的九龙仓股票。
”至此，大战进入了高潮，鹿死谁手，难以料定。
这时，包玉刚已完成了决战前的一切准备，但表面上装出有心取胜，却已无力回天的样子，一直把怡和洋行蒙在鼓里。
而包玉刚佯装到法国办事，却偷偷地赶赴英国向汇丰银行借钱去了。
汇丰银行是包玉刚的环球集团很大的股东，此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包玉刚很快借到21亿港元现金。
第三天，包玉刚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香港，他立即宣布迎接怡和的挑战。
在两天之内，以均价不到每股105港元市，闪电般收购了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
这一击令怡和猝不及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包玉刚居然在两天之内拿出21亿港元。
很快包玉刚已经拥有九龙仓有限公司50%的股权。
从此，九龙仓成为包氏财团麾下的一员得力猛将，并不断立下战功。
商场就是战场，可以有失败，但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战斗中，绝对不能失败。
三、南海渔村一道普通的菜，居然能挽救一个大酒店?这是事实。
香港实业家徐峰在广州花园酒店附近投资200万港元兴建了一家南海海鲜酒家，酒家装扮得豪华气派，雄心勃勃的徐峰先生决心在中国内地大干一场。
然而，好事多磨，酒家开张后，却生意平平，头3个月竟亏损20多万元港币。
踌躇满志的徐先生实在想不通，自己这个酒店地处闹市区，为什么生意竟如此惨淡!是酒店的门面装修得寒酸?是店中的服务质量低下?还是店里做的饭菜味道不好，分量不够思来想去，他都否定了这些可能性，那么究竟是为什么一天，他来到街上散心，走着走着偶然间看到西壕二马路有两家时装店，令他感兴趣的是一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另一家却门前冷落，生意平淡。
什么原因呢?一种职业的敏感促使他走到两家店铺看个究竟。
经过观察，他发现生意兴隆的一家店里面除了卖高档服装外，还另辟了几款特价服装，或八折或五折优惠出售。
看到此情此景，徐先生心中一亮，找到了解决酒店经营不理想的办法。
经过紧张筹备，徐峰先生的南海海鲜酒家每天推出一款特价的海鲜菜，其价格远远低于同行的价格，并通过新闻媒介大肆宣传，这一招果然灵验，顾客竟神奇般地多了起来，很多食客觉得特价菜新鲜，慕名前来。
也许有人认为降低菜价酒店要吃大亏，因为酒店决定降低的幅度令人吃惊，比如基围虾市价是76元一市斤，而南海海鲜酒家降价后只卖36元，不只是没有利可图，还要买一斤赔一斤多。
然而，事实说明，食客们来此一趟决不会单单要一道特价菜吃了完事的，哪伙人不再要上几个别的菜?特价菜上亏的，在别的菜上却暗暗补了回来，而且还要让食客们觉得价钱便宜、公道。
一时间，南海海鲜酒家成了羊城人一吃为快的好去处，南海海鲜酒家也因此一炮走红广州城。
徐峰先生在“美食周”一个月内单基围虾就销出4吨，至于他赚了多少钱，那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南海渔村前身。
价格低对消费者永远具有吸引力，以此作为赚钱的诱饵，则是一种常见的经营手法，关键是要做得巧妙。
四、米王香港的超级富豪林炯灿被称为“米业革命者”“香港米王”，这光荣的称号是怎样得来的呢米业是个很古老的行业，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的米业有突破性的发展，大袋变小袋，而且不再用人工搬送，人们可以在超级市场自行选购，同时，米的牌子也超过10多种，林林总总，任君选购，便利快捷，且又合乎卫生原则。
于是米业从古老的行业，成为新兴企业。
是谁开创了这个新潮流呢?就是林炯灿。
以前的米行，米都是装进一个大麻装里，一袋米足有168斤，因此顾客要货，就必须依赖水行的伙计送货。
过去的香港流行大家庭，人口浩繁，耗米量大，所以168斤的米，不会造成家庭压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家三口，面对一大袋米，如何消化?再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超级市场的业务发展异常迅速，代替了旧日的街市，许多家庭主妇喜欢到超级市场买东西，米也成为购买的对象。
为什么不搞小袋米出售呢?林炯灿敏锐地从米市场变化的信息中找到了新产品开发的点子。
当然，简单地改大装变小装，并不是创新。
他想小袋米应当具有保质的新特点，才有可能成为畅销商品。
于是，他不断探索和实践，以实现米业的创新。
他了解到胶袋有许多种不同密度，不同密度会带来不同效果，经过试验，确定了最正确的密度，米放进去，长期不会变质。
目前，林炯灿的金源集团批发零售的食米牌子有16项，其中销售量最佳的食米名牌——金象牌米，脍炙人口。
现在，金源米业的小袋米占香港米业零售市场的50%。
此外，还销往澳门及中国内地。
金源的营业额每年达6亿港币。
大袋变小袋，这种并不复杂的点子竟造就了一代米王。
林炯灿的成功，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五、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种叫“派”的系列服装，在国内迅速走俏，这个“派”的命名是老板从与数学概念上的“π”得到的启示。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百姓对高档棉制成衣的需求量很大。
香港溢达集团总裁杨敏德看准这个商机，全力开拓内地服装市场，向内地市场全面推出设计新颖、品质优良、裁剪合体的“派”系列服装。
很快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随处都可见到标志明显的“派”系列服装专卖店，“派”系列服装专卖店在内地建立了100多个销售点，年销售成衣达60万件。
内地市场成为杨敏德发展的重要基地。
当“派”系列服装席卷内地市场时，有人曾问杨敏德为何将服装系列取名为“派”的时候，杨敏德这样回答：“‘派’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