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家具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文化之一,家具的变迁也展示了中国物质文化的变迁。
』在香河县一家家具城内,商户正在直播中介绍家居产品。
(图片来自中新网)“物质文化”包罗万象,家具就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文化之一。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石羊场杜家的家具。
杜家的卧室中,有两张老式的大木床,大木床可以睡三四个人,占据了房间大半空间。
此外,房内还有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箱子、柜子。
另一间房兼具厨房和餐厅的功能,有一个有两口锅的大灶,还有碗柜和水缸。
地上放着高大的神柜,上面有香炉、烛台和一个神龛。
神柜前面放着吃饭用的大八仙桌。
总而言之,杜家的主要家具包括床、柜、箱、灶、桌、椅或凳。
这些家具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是传统中国的主要家具类型。
它们产生于不同时期,而且一直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变化。
比如杜家的床、桌、椅或凳,唐朝以后才在中国广泛流传。
在唐朝之前,中国的家具形式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唐以前家具是如何发展的呢?在远古时期,人们居住条件简陋,主要住在地洞或者棚屋里。
由于房屋矮小,当时主要的家具就是“席”。
“席”最开始是铺在地上,用以坐、卧,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由此而来。
到了商朝,开始出现用木和青铜制作的几、案、俎、床:“几”或用于放置杂物,或用于凭靠;“案”用于放置食物或作为礼器;“俎”则是砧板或者礼器;“床”自然是睡觉的床,不过当时的床腿很短。
目前考古发掘出的商周家具往往是属于少数贵族的,商周时期大多数普通百姓用什么家具,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
战国时期,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具——榻——出现了。
榻比床更矮更小,与床用来睡觉不同,榻主要用于宴饮、小憩等。
人们的起居方式由席地而坐开始转变为以床榻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的变化与特定族群和信仰联系在一起。
我们今天离不开的椅和凳,此时由胡人从西域传到中原。
当时来华的胡人不少是佛教僧侣,他们来到中原传教,也使得一些皈依佛教的汉人同时接受了椅子这种外来的坐具。
坐在席和榻上,人们只能跪坐或盘着腿;而椅和凳则可以让人坐在上面,把双腿垂下来。
廊坊市文安县现代家居制造产业园内,一公司负责人展示获得德国IF设计金奖的椅子。
(图片来自中新网)然而,椅和凳传入中原之后并没有被普通人广泛接受,只有靠近西域的西北地区和少数交通便利的大城市的一些汉人接受这种家具。
“跪坐”这种让人痛苦的坐姿依然是合乎礼制的“正坐”。
不过,椅子的流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唐朝初期,椅子还被视为佛教徒的专属。
佛教僧侣把椅子作为“坐禅入定”的工具。
唐朝时许多僧侣竟然因此坚持不在床上睡觉,而在椅子上睡。
比如开元年间的释处寂和尚四十多年都没有上床睡觉,一直坐在椅子上睡觉。
甚至有许多和尚是在椅子上圆寂的,比如著名的法显和尚就是如此,因此人们经常说和尚“坐化”。
到了盛唐时期,学习、模仿胡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成了上流社会的时尚。
不少达官显贵开始在家中置办椅子。
同时,与椅子配套的桌子也流行开来。
这一时期,传统的“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
社会上层流行的家具逐渐向社会中下层渗透。
到了宋朝,椅子完成了“世俗化”的过程,不再被视为僧侣的专属。
桌、椅、凳已经成了普通百姓家中的标配。
“席地而坐”过渡为“垂足而坐”由上层阶级开始逐渐普及至平民百姓。
在宋朝,传统的、和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配套的“几”“案”几乎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
有趣的是,宋朝富人家反而爱用“几”和“案”。
但他们所用的“几”“案”也和传统的形制不同,而是加高加大,方便匹配椅子使用。
到了明清时期,“榻”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只有达官贵人、皇亲国戚才会用“榻”,一般百姓只用椅子。
与此同时,桌椅的种类日益增多,一些至今仍被使用的经典桌椅造型开始出现了,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石羊场杜家的八仙桌。
从明朝到清朝中期,家具的形制已经基本确定,但还是有一些变化。
比如明朝上流社会使用的高档家具往往造型简朴,而清朝的高级家具则往往雕刻上复杂精细的花纹。
在明朝,中国家具的材质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宋、元及明初,中国的家具用的是榆木、松木、楠木等中等硬度的原材料,但是到了明朝,红木家具开始兴起。
据说,中国红木家具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期。
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带回来的主要就是红木,因为红木分量重,正好做压舱之用。
一些能工巧匠用这些木质坚硬、细腻、纹理好的红木,制造出较前代更坚固、更美观、更实用的家具,明清家具制造业由此空前繁荣。
天津榫卯技艺木匠辛全生和他的家具作品。
(图片来自中新网)“红木”不是泛指所有红色木材,也不是一种木材,而是当前国内红木用材约定俗成的统称。
明式家具以黄花梨木为主,其次为紫檀;清式家具以紫檀木为主,其次为黄花梨木、花梨木、酸枝木等。
最初,红木做成的家具和工艺品供宫廷享用,后来红木大量输入,逐渐发展到民间。
明清古典红木家具的名贵,贵在原木的珍稀,更贵在精湛的工艺。
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在《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中,总结了红木家具工艺的三条基本法则:非绝对必要,不用木销钉;尽可能不用胶粘;任何地方都不用铁件。
红木家具的造型和工艺,显示出人文家具和艺术家具的特点。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家具又有了许多新变化。
首先,沙发等西洋式的家具传入了中国。
其次,一些新材料,比如玻璃,开始在家具中使用。
再者,一些西洋审美风格也被应用在家具上。
最后,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和工业化加工流程的近代家具工厂开始出现。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新鲜事物往往只存在于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内地的农村,绝大多数村民都和杜家一样,还在用着传统的明清式家具。
从家具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物质文化一直在不断变迁,往往是社会上层先开始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
有时候,新的物质文化与特定的族群、宗教信仰有关。
外来的物质文化往往在大城市和重要国际商路沿线传播得更快。
(完)本文节选自《碌碌有为》一书,该书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所著;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