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地摊日入千元(地摊经济过后,将迎来新一轮商机:个人赚钱的时代来了)

如何在市民需求和城市治理间找到平衡点？纵观全球城市，新加坡的“邻里中心”（Neighborhood Center）模式，或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2月19日，陕西榆林市街道边热火升腾的烟火气。
摄影/王杨文/《财经》杂志 实习记者李骞 记者张舸编辑/邹碧颖3月底，一对“95后”小夫妻在浙江义乌青口夜市日营业额超过9000元的视频走红网络。
央视新闻报道，这对夫妻售卖“铁板豆腐”和“狼牙土豆”。
“豆腐西施，土豆郎”，妻子范丹丹忙活售卖，丈夫赵庆书准备食材。
小吃出单快，成本也比较低，刚开始的时候一年赚十几万。
夫妻俩一边摆摊一边直播，现在基本上每天有5万人在线看他们直播。
消息一出，便引发网友质疑，认为实现这一营收，不太现实。
有网友估算，如果每份小吃的单价是9元，那么一晚得出餐1000份左右。
随后，赵庆书回应，他们从12点多开始准备食材、晚上5点出摊，还雇了两位帮工。
平日的营业额在六七千元，电视台来摊位录节目时吸引不少人围观，比平时多卖2000元左右，不过“我们生意本身也不错”。
地摊乍看起来低成本、不起眼，但正因其吸纳就业、促进消费的功能，重回公众视野。
2月2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允许在设摊开放区有序设摊，首次提出设置“特色点”。
这份文件明确，在划定的设摊开放区内，可有三种类型的摊位，包括特色点、疏导点和管控点。
无独有偶，近期，广西、北京等省市也纷纷出台鼓励地摊经济的政策措施。
2月10日，广西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充分就业增强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鼓励发展夜间经济和小摊小店等特色经营。
1月30日，北京印发《清理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北京将制定实施商圈外摆经营管理规则，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
事实上，有关“地摊经济”的讨论由来已久。
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为助力复工复产，2020年5月，中央文明办提出，马路市场和流动商贩不纳入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此后，各省市接连出台措施，推进地摊经济发展。
2020年3月15日，成都市出台相关措施，到同年5月28日，成都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
近两年，国内的地摊经济发展如何？还面临哪些挑战阻碍？2021-2022，地摊经济在这两年间发展如何？2020年，各地政府纷纷传递出支持地摊经济发展的声音。
据微信官方数据，截止2020年6月，微信支付“小店”交易活跃度达到历史最大峰值。
但2021年开始，疫情期间短暂“放松”的地摊管理政策再度收紧。
在一些地区，摊贩和城管间又开始了“猫鼠游戏”。
2月17日，63岁的李阿姨在北京市望京东路的小区门口摆着一个糖炒栗子小摊。
她的经营设备只有一辆电三轮和一口大炒锅。
李阿姨告诉《财经》记者，她此前做过建筑工和环卫工，但随着年纪增长逐渐找不到工作，只能摆摊为生，2020年初的时候她卖过鲜花，这两年开始卖糖炒栗子。
望京附近有多家外企和互联网总部，周边交通发达、餐饮和娱乐选择丰富，但因为害怕被城管罚款，李阿姨并没有选择那些人潮往来的地方，只敢在客流没那么大的住宅小区门口简单卖点东西。
在记者驻足的一个小时中，偶尔有人过来询价，但购买的人不多。
李阿姨说，地摊的生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做。
“生意不好的时候，从下午5点待到凌晨2点都没多少人路过，一晚上只卖了20块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最多挣200块钱。
”她表示，今年开始城管执法变得更严格，过年回来已经被城管没收过两次设备了，需要交将近2000元罚款才能把东西拿走，“因为太贵了还是没有要回来”。
这条路上只有几盏路灯，李阿姨为了照明在卖货的小三轮上单独支了一盏小灯。
不远处，朝阳区特色文旅消费街区——“望京小街”灯火通明。
图1:李阿姨的糖炒栗子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