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韩庆生坐在自家阳台上。现在他通过科技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用40万元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大房子。本报记者杨万国摄
1985年,韩庆生在武汉大学下属企业实验室做环保实验。此前,他曾因在外兼职而入狱。
一扇门上刻着韩庆生的特殊身世。
在他140平方米的房子里,安装了弹簧牌防盗门。每天一开门关门,1982年春天的各种味道就会或明或暗地涌上韩庆生的心头。
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发明了当时中国第一台污水净化设备。他非但没有因此受宠,反而因利用这项技术帮助乡镇企业脱贫被定罪,入狱10个月。
几十年来,科技人才一直被锁定在一个有计划的系统中,兼职工作被视为犯罪。韩庆生事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一场风暴。
从此,科技人才的春天来了。
“想去,除非你坐牢或者死”
“1978年,知识分子被严重关押在地方,人才流动不起来,技术交流不出来,你这个臭老九,只能干活,不能说话。”
韩庆生当年想离开武汉181厂。
在那家军工厂,他工作了19年。在此期间,他用5年时间研制出污水进化装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劳模只有一张纸”。当时,韩庆生在厂里没有涨工资;程东翔说道。
然而,韩庆生的污水净化设备却成了181厂的摇钱树。由于军品形势不佳,军厂开始做副业,卖净化器,“年产值超过300万,占总产值的一半。”
1978年,北京召开了被誉为“带来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却给韩庆生留下了伤痛。
厂内车间“贯彻领导意愿”,不让韩庆生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车间主要负责人。回来的第二天,厂里就播报污水处理设备获奖的消息,还说这位领导“发明了我国第一台电解式污水净化设备”。
在业内,韩庆生已经小有名气,武汉市环保局局长找到厂里,希望把他调到局里。没有人被释放出工厂。韩庆生找到厂长要求调动,厂长不同意。“他当时对我说,‘我想去,除非你进监狱或死’。”
“你的脑袋是厂里的,你想的也是厂里的”
1980年9月的某一天,一位熟人向韩庆生求助。武汉市九峰乡生产铁锹和锄头的农机厂即将倒闭,想开发新产品挽救工厂。
厂长黄从良希望韩庆生能帮助他们设计产品。产品售出后,他和其他三名技术人员每人得到600元报酬。
那一年,韩庆生每月的工资是50元。程东祥在181厂子弟学校任教韩庆生,每月35元。家里有4个孩子和2个老人。
“家里一毛钱都不敢买,每个月底都要借5块钱过下一个月。”
“那时候,我需要这笔钱生活。” 他的妻子程东香说,我们心里却很害怕,总不好意思瞒着组织。
后来,韩庆生想起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一篇关于纺织部科技改革的文章。大意是让国有工厂的科技人员从事业余设计,也就是白天上班,晚上上班的做法。
上海一家报纸还巧妙地将这些技术人员称为“星期天工程师”。上海有些工程师周六晚上坐车去苏州韩庆生,周日在苏州给老板打工,晚上回来。
思前想后,韩庆生同意每周六、周日下乡指导。由于怕被厂方发现,农机厂接的拖拉机每次都停在距厂方1公里的地方。
三个多月后,韩某设计了改进后的污水处理设备。这家乡镇企业在武汉、新疆等地迅速卖出5台,收入2万元。“那些农民放鞭炮庆祝,把我当祖先一样。”
1981年7月,181厂知道后,将九峰农机厂大门查封。厂书记找韩庆生质问。
“我当时承认是我设计的。” 韩庆生说,但他坚称自己是“业余设计师,没有从工厂拿走任何东西”。
厂保卫科将韩庆生拘留5天,要他承认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厂图、收受贿赂。
韩庆生不承认。他和厂书记辩论了三天。韩庆生说:“我脑子里就是这么想的,600元是法定的劳动报酬。”
厂书记对他说:“你是厂里的,你的脑袋也是厂里的,你想的东西也是厂里的,你给别人做这些东西,就等于是偷厂里的东西。” “
很快,181厂党委下发了《关于九峰公社农机一厂重金贿赂韩庆生等人窃取我厂污水处理净化设备科技成果案的报告》。
后来为韩庆生辩护的律师周明达说,报告列举了韩庆生“盗卖厂图、泄露军事机密、抄袭他人科研成果、受贿”四大罪名。
该报告已提交给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些主要领导。韩庆生被塑造成一个不务正业、胡作非为的臭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