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老街在哪里(江门老街)

我在二月初的一个阴天午后，抵达江门，随即赶到蓬江西岸的旧街区，在这里盘桓了两个下午：体验了许多独特的空间场景，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瞬间，尝试做一次“考现学”式的探索。
“考现学”一词来自日本近代建筑学者今和次郎的创造，他戏仿考古学（archaeology）的构词法，发明“考现学”（modernology）一词：意在通过深入街道，观察当下现存的城市空间肌理、建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等内容，并以速写画的方式加以记录描述。
后来，建筑学家藤森照信等人继承今和次郎的思路，并将之扩充为“路上观察学”，关注街头那些有意思或者奇特的基础设施、建筑构件乃至店铺招牌、特定服饰等等。
我在这里取“考现学”这个名称，记录的方式是照片加上文字，以照片取代绘画，得了技术进步之便，但内在的精神是相同的，都意在捕捉转瞬即逝的当下。
与现时的空间观察同步，我也查阅相关历史资料，从纵向的时间脉络中了解建筑和城市空间的历史变迁，增进自身的“地方性知识”。
一、市区沿革江门如今是珠三角西岸的一个地级市，辖区包括传统所谓“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或者“五邑”（四邑之外加上鹤山）地区。
江门今天的治所旧称“江门墟”，原在海中，因珠江口泥沙冲积，自元明以来逐渐成陆。
“因西江与其支流蓬江在此会合”，烟墩山与蓬莱山两山相对如门，又在珠江入海口左近，故得名“江门”。
此地得水路之便，明清以来四周乡民互通有无，形成墟市。
明代岭南大儒，生活于十五世纪的新会人陈献章（白沙）曾有诗记录江门当时的情景：“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
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
”诗可能兼有写实和“写意”的成分，表达了传统“半耕半读”的理想，但亦可见当时江门左近乡野的居民，仍多以务农为生，本地读书人也不脱离乡土。
离开家乡甚至远赴海外务工经商，并非当时风尚，这个局面到了晚清，发生了较大变化。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力东渐，珠江三角洲首当其冲，地狭人稠的五邑地区居民因毗邻港澳之故，大量赴海外务工经商，足迹遍及各大洲，其中在北美和东南亚者尤多。
这些华侨在海外由辛苦所得而积累的除了财富之外，也给故乡带来有形的新式建筑和基础设施，以及无形的新视野和思想观念，至今可见的遗产，就是遍及乡野村镇的碉楼以及老街上联排矗立的骑楼商号。
江门在清代属新会县管辖，入民国后一度独立设市。
1929年陈济棠主政广东，主张“粤人治粤”，政治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有分庭抗礼之势，而广东省内各地则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广东省建设厅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市政改良，制定相应的办法，其中包括：“一，分期兴办支干马路线，二，改造道旁房屋，务求美观，适合卫生，三，规划公园式公共演讲堂，运动场及市场……”。
江门作为经济繁荣的商业市镇，对此办法积极遵行，当时的报纸上称“近来对于市政之发展，如朝旭初生”。
就在该年，江门市区沿蓬江修筑长堤，建造新式码头，当时的报纸上称：“江门河流湍急，河身浅窄”，因此当近代航运日渐繁忙之时，修筑堤坝就成为当务之急，工程量颇不小：“江门筑堤，为百十年来最大之建筑工程”，完成之后，沿长堤“所有船艇及上落客货，均须有正常之码头，始得湾泊”，原本繁荣但杂乱的沿河地带，渐呈规整的现代气象。
与此同时，一系列近代化建设工程渐次展开：新式马路取代了传统陋巷，中山公园、市民运动场等公共空间得以开辟。
1931年，江门又重归新会，并将县治移至今日江门市区，而市政建设方面，则延续了之前的轨道。
1933年，新会县政府建设局编纂的《新会建设特刊》中写到当时的情形称：“江门位粤省南路之要冲，扼四邑两场交通之咽喉，商贾辐辏，轮轨通达，乡村环绕，华洋集居，为一最完善之市区，亦有名之商埠也。
”当时县建设局长谭毓树写道：“江门市区归并县府后，复继续开筑堤路”，但随即“商业更见繁荣，人口亦因而增加，地狭人稠，求过于供。
非拓市区不足以资容纳。
”于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建设奠定了江门老城区的空间肌理，数年之中：“完成第三、四期马路廿余条，各冲小街亦经分别改善”。
今日所见的骑楼老街风貌，即形成于这一时期。
根据建筑史学者，华南理工大学彭长歆教授的研究，1927-1932年的五年之中，随着广东全省的市政改良卓有成效，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江门所在的侨乡，华侨纷纷返乡投资建房，有“60%-70%的投资集中在这一时期”。
此外，彭长歆指出：参照广州骑楼街道的成功经验，这一时期的岭南城市街道呈现出“泛骑楼化”的色彩，包括江门在内的岭南各城市，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均形成了规模不等的骑楼街区，这是岭南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也就是说，今天成为“老街风貌”的骑楼街区，在当初建成之日，却是“进步”和“市政改良”的象征和成绩。
1933年前后的江门长堤马路。
《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集中建于这一时期的成片骑楼，虽然逐渐衰颓，并且因修补、改建、业态变动而叠加了不同时代的印记，但因为建筑和建成环境仍然与此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机联系在一起，所以显得别有风味。
尤其是与国内大部分城市在进行历史街区更新时所进行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和“迪士尼化”改造相比，江门老街的建筑与聚落没有变得单一无趣，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而言，老街区仍然是他们的“附近”（人类学者项飙语），而没有变成游客视野中用来打卡的“网红”景观。
从另一个角度看，江门老街在建成之日虽经过规划和建筑设计，但其自主性和多样性，使得其肌理如同有机物，伴随着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本身也在进行新陈代谢。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江门老街所呈现的景观样态，正是经过自上而下功能主义现代规划的“光辉城市”（柯布西耶语）和依照礼制修建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双重反题。
二、骑楼与背街的格局和空间尺度江门旧城区今天所留存的骑楼街道主要分布在蓬江的西北岸，北至蓬江大桥，南抵胜利大桥，西边大致以中山公园和基督教江门堂一线为界。
在这个区域中主要有上步路、葵尾路、太平路、兴宁路、莲平路、兴宁路、新市路、钓台路、新华路等街道，有时也被统称为“三十三墟街”。
如前所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市政建设中，这些道路的空间格局基本确定，时任新会县长的黄槐庭写道：“江门葵尾、咸鱼、上步、浮石四街贯连接驳，商务殷繁，但地势低陷，每届废历四、五月间，该四街即遭潦水浸淹，殊于交通有碍。
系本任提议拆筑马路，定为第四期马路，计长二千二百余尺，需费五万零二百余元，于去年（1932）八月开始拆筑，至本年六月全部建竣。
”1930年代江门老街改造时的情形，这次改造奠定了之后骑楼老街的风貌。
《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1932年江门市区马路图，新会县政府建设局制，此图并非上北下南布置，而是将江门市区街道放在了地图主体位置，整体朝向为上西北而下东南。
《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对比当时拆筑骑楼马路之前的照片可以得知，此前的旧式街道基本只能容行人和单车、人力车一类交通工具通过，楼间距十分狭窄，采光通风不良。
而新式马路修筑之后，可容汽车双向通过，楼间距也大大变宽，且沿街骑楼经过统一规划，立面高度和宽度基本划一，旧街区原本的空间肌理为之一变。
漫步其间，今天的人们或许会有狭窄之感，但这建立在我们的视觉经验已经与时人大为不同的基础上：习惯了四车道、六车道乃至更宽阔城市道路的人们，往往会忘记行人的路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让渡给汽车的。
回到这个变化开始的时候，行人和车辆还能相安无事，各得其所，江门老街就是一个例子。
位于老城西北范罗山后岗是老城区制高点，也于1928年辟为中山公园，园内建有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图书馆等建筑。
沿着步道登临其上，朝东南方向俯瞰江门老街区，可以总览整个街区以及周边区域的城市肌理，大致有三个层次：近处是密集的骑楼屋顶与传统岭南民居的红瓦顶，密集的屋顶上瓦片如鱼鳞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传统民居的镬形山墙与骑楼建筑中西合璧风格的山墙和立面颇为不同，但因为两者的体量相去不远，随着时光的流逝，彼此的差异逐渐显得不那么显著。
整个街道的尺度与新城区截然不同，宽度宜人，适合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街头漫步者，穿行于拱廊之下。
骑楼正是欧洲拱廊的东方变体，最初出现在英属印度，而一路向东传布至东南亚、中国的东南沿海。
当初华侨赴海外，习得了这种建筑风格，回乡置业时便活学活用，在营造过程中添加了不少中国传统的装饰符号。
在稍远处的中景位置，可以看见建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层建筑，经过二三十年的风雨，这些建筑的墙面亦开始呈现出斑驳的样态，除了体量与骑楼与传统民居不同之外，在画面中并不显得特别突兀。
而更远处的蓬江水道对岸，可以看到晚近修建的高层住宅楼，面目模糊，与当今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没有太大差别，地域特征不明晰，与江门老街的高辨识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中山公园俯旧街区，近处是骑楼和岭南民居屋顶，中景则有九十年代兴建的高层建筑，远处的蓬江对岸则有更晚近的新式高层住宅楼。
蔡炯昊摄老街区主要道路两旁的建筑一般是近代骑楼，楼高三至五层不等，一层为铺面，彭长歆指出：“上铺下居或前铺后居，以集合式住宅与骑楼相结合的方法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商业街区房地产运作的基本模式”，如前所述，骑楼沿街立面的尺度因统一的市政规划而大致相同，但具体到装饰符号和店铺招牌，则风格多样，中西杂糅，古典式、巴洛克式、哥特式、现代式等等，顶楼有山墙，窗多彩窗，也有岭南传统民居中常见的“满洲窗”。
至于是谁负责设计和建造了这些中西合璧的骑楼，当时的建筑业广告也许能透露一些信息。
有一则广告是当时的“画则师”（画则师即建筑师之别称）名叫张荣堂刊登的，他所承接的业务包括：“建造楼房屋宇，各款洋楼、地盆、码头、堤磡、桥梁，所有海陆一切工程，连工包料并代计划绘图。
”当时建筑师所刊登的广告。
《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另一个名为“现代工程学术研究社”的组织，则刊登广告在对比经过计划的工程与未经计划的工程之间的优劣之后，亦推出了他们的“兼理事项”：“1、设计楼房、碉楼、桥梁、堤坝、道路、渠道、开河、浚河，市镇村庄及一切大小土木工程图案；2、测量计算一切荒山地亩面积及制图；3、包工包料承筑上开各种大小土木工程。
”由此亦可见当时岭南城市的建筑业已经由传统向近代转型，骑楼的建造由受过近代教育的建筑师（画则师）和土木工程师负责设计及监督，在施工之前需要绘制相应的图案。
至于具体施工过程，则多半由经验丰富的当地工匠所承担。
而不同的装饰符号，则体现了业主的喜好和见识，如前所述，此时投资商业房产者多为海外华侨，他们在海外侨居之地的经验，在回乡建屋乃至“造城”的过程中，以物质空间的形态被留存了下来。
骑楼和街道的空间尺度。
蔡炯昊摄骑楼的建筑和装饰风貌，蔡炯昊摄临次要巷道的建筑则多为岭南传统民居样式，高度一般为两三层，高度低于骑楼，且建筑中外来元素较少，有岭南传统镬耳山墙，青砖立面，兼有白色粉墙，遭雨水常年冲刷侵蚀后，呈现出黑色。
部分无人居住的房屋墙壁破败，裸露出残破的屋架。
老街区临次要巷道的民居建筑，相对于骑楼，其外来元素较少，有些房屋明显有岭南传统风格的镬形山墙。
蔡炯昊摄1949年之后，随着时局的变迁，海外与国内的交流一度处于半中断状态，侨乡繁荣不再，但这些楼宇仍然矗立街头，逐渐老旧。
中国社会结构也随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进行，而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
这些变化也直观地体现在建筑空间形态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在骑楼之间，偶尔有风格迥异的现代式建筑，其装饰与房屋空间格局都明显不同，估计建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大部分是市场、单位等公共建筑以及部分当时单位职工的集体宿舍。
它们的空间尺度，都巧妙地与旧有骑楼相协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今天这些建筑散布在骑楼街区之间，并没有太多违和感，而是随着时间的打磨，与临街骑楼和后巷传统民居融为一体。
街道犹如一个有机体，建筑空间则是其中的细胞，一同成长，也一同衰老、一同新生。
其背后的因素，也许不能仅仅从建筑风格和建筑设计的角度理解，而需要从华南地区在经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仍然有强烈的地方文化性格和独特的社会机制的角度去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理解空间形态变迁，需要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参与，但也需要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起探索。
典型的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兴建的住宅建筑，其高度与原有骑楼相似，底楼亦为骑楼商铺，二楼以上仍为住宅，阳台栏杆装饰图样具有时代风貌。
蔡炯昊摄三、店铺经营的业务与店招形式与变迁这个片区的第二次兴盛当是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侨乡得风气之先，珠三角西岸承接了大量海外华侨返乡投资，“三来一补”的转口加工贸易，让此地率先富庶起来。
今天的骑楼底商，经营的多为下列几种业务：音箱、影像电子设备；窗帘、布业；服装业；汽修；五金。
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中作为制造业中心，这些行业持续繁荣，生产加工企业分布在城市周边，而老街区则成为了集中批发和零售市场的重要空间，骑楼的底层商铺作为批发和零售的网点，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勃发。
今天在网上能够查阅到这个片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店铺门口人头攒动的景象。
骑楼上的广告灯箱和店铺招牌，经营的业务多为窗帘、电子设备、灯具、音响等。
蔡炯昊摄随着这些年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和网络电商的冲击，加上疫情影响，这些行业亦风光不再，不少门面大门紧闭，或是写着清仓甩卖的横幅。
挂上清仓广告横幅关门闭店的门面。
蔡炯昊摄门面招牌的不同字体，展现出不同时代的特征，而繁体字招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珠三角地区曾经再度流行，与其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和华侨回乡投资密不可分。
蔡炯昊摄而经营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业务的门面则仍然人气旺盛，菜市场的生鲜摊位，散发出家禽和水产的腥臭；小吃店、烧腊店里传出的多为高亢的本地粤语。
香烛店、神龛店仍然保持了大量新到货品，可见其流通速率不低，消费者一般为本地居民。
此外，珠三角地区习武之风颇盛，自明清以来宗族械斗之事屡有发生。
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武术流派众多，但也从过去的技击之术转化为强身健体之术，今天在江门老街尚能见到不少武馆，是为当地一景。
江门梁家拳武馆，江门长堤广场。
蔡炯昊摄南北武术太极拳馆，江门长堤广场。
蔡炯昊摄虽然因为近期热播剧《狂飙》在此地取景，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打卡游客，但整体而言，这个旧街区并没有网红化，也没有经历士绅化和迪士尼化改造，原来的居民仍在这些骑楼中居住、生活、打拼。
沿街道而设的摊位，是传统生鲜市场的空间延伸。
蔡炯昊摄经营与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业务的店铺，人流量更大。
蔡炯昊摄游客的相机偶尔会打扰到汽车和摩托车通过，但更多的时候，游客和当地居民并行不悖，互不干扰。
这样的旧城区生态，在当今中国变得非常罕见。
在这个空间之中，并没有进行改造性的保护，将某个大写历史的切片或者关键时刻强行凝聚在变动不居的实际生活空间之上（如汕头小公园街区在改造之后变成了统一的“近代风貌”，并挂上写有汕头开埠年份：“1860”字样的灯笼）。
反而因为地方历史中的偶然性因素：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次繁荣，大大延迟了这个片区的自上而下的旧城更新。
如果用街景地图中的历史影像对比，会发现甚至一直到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这些街区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繁荣。
仔细观察，当时许多店铺的招牌比今天要新不少，我甚至怀疑现在有些店铺的招牌是为了营造老街区景观而有意“做旧”，我就发现一家“昌盛布艺”在2014年的街景照片中，店铺招牌是当代的广告箱式，而字体也是黑体红色。
而今天其招牌变为带有“民国风”的楷体书写，并且直接写在骑楼柱子上，不再使用广告箱，似乎是为了营造某种“风貌”，但这种景观营造过程是低调的，不破坏空间和社会肌理的。
此外，整个街区的保护性铭牌，一般落款的时间是2019年，可以推知在2019年，当地曾经启动了对这些近代建筑的保护和更新工程，并配上了写有说明文字的铭牌，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一条街、一栋标志性建筑物的变迁，都附有文字。
这些工作，让人对在地的历史变迁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但这次保护和更新并没有破坏原有的空间肌理和居民生活样态，也就是说，老街原有的经营业务虽然略显颓势，但当地基本上并没有采用一种士绅化的策略对整个街区进行更新改造，原有居民并未被迁出，而街区的转型与当地新的收入